周志远站在高育良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两杯豆浆，一袋包子。秘书不在，门关着，但门缝里透出光。他敲了两下，没人应。又敲了两下。
“进来。”
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周志远推开门，愣住了。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像蒙了一层灰纱。窗帘没拉，窗外的天刚亮，灰蓝色的光透进来，和烟雾搅在一起。高育良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个烟灰缸，满满当当，全是烟头。有些已经熄了很久，烟灰散落在茶几上。那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还穿在身上，但皱巴巴的，领口敞着，头发也有些乱。
他看见周志远手里的豆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很轻，像风吹过水面。
“周组长，这么早？”
周志远走过去，把豆浆和包子放在茶几上。
“高书记，还没吃早饭吧？”
高育良看着那杯豆浆，沉默了一会儿。
“二十年没吃过早饭了。每天七点出门，在车上喝杯茶，就到办公室了。”
他端起豆浆，喝了一口。很慢，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好喝。”
周志远在他对面坐下。茶几上的烟灰缸让他想起父亲。父亲最后那几年，也是这么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完就坐在窗前发呆。他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高育良放下豆浆，靠在沙发上。
“周组长，你是来听我交代的？”
周志远说：“不是。”
高育良看着他。
周志远说：“我是来听课的。”
高育良愣了一下。
周志远说：“您教了二十年书，我还没听过您的课。今天想听一节。”
高育良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越来越亮，烟雾在光线里慢慢散开。
然后他开口。
“周组长，你知道我最后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吗？”
周志远说：“不知道。”
高育良说：“讲的是改革开放。九二年，邓小平南巡。那一年，我刚评上教授，在汉东大学礼堂讲了一堂课。来了三百多人，连走廊里都站满了。”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只是一下。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周志远摇摇头。
高育良站起来，走到窗前。阳光照在他身上，那件皱巴巴的中山装突然不那么皱了。他站得很直。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他的声音从沙哑变得清朗起来，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河，突然找到了出口。
“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其间有许多人，凭着自身的努力，或者幸运，站在了潮头之上。这潮头之上，是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也风险无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他转过身，看着周志远。
“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可后来我才明白，改革开放是条大路，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终点。有人掉进了水里，有人走上了岔路，有人站在潮头，忘了自己从哪儿来的。”
他走回沙发前，坐下。
“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来得清楚。激昂和困惑，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
他看着窗外。
“九二年那堂课，我讲了三个小时。讲完之后，有个学生来问我，他说，高老师，我们这一代人，能赶上好时候吗？我说，能。你们不仅能赶上好时候，你们就是好时候。”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个学生，叫祁同伟。”
周志远心里一震。
高育良继续说：“他那时候多好啊。眼睛干净，心里干净。他说，高老师，我毕业了要去基层，要去最苦的地方，帮老百姓做事。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