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正在办公室翻ICU排班表，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忽然响了。
打来的人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处长，姓方。
方处长嗓门压得极低，连喘气都带着一股子小心翼翼：“周院长，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参赞佐洛托夫，半小时前直接找到我们司长。”
“说什么？”
“说巴库洛夫心血管
方处长顿了一下。
“原话——对等交流。”
周海端着搪瓷茶缸的手停住了。
对等交流。
这四个字从苏联人嘴里蹦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八十年代的巴库洛夫中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心外科的门面。波波夫，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人送外号“红色手术刀”，在东欧阵营的江湖地位，等同于西方的德贝基。
“对等”——翻译翻译，就是：我跟你平起平坐，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周海把茶缸搁下。
“他们到底要什么？”
方处长苦笑：“佐洛托夫的原话是——鉴于中苏两国在社会
周海的手搁在话筒上，顿了一下。
指导。
评估。
好家伙。
西方那十七家好歹用的是“恳请”，苏联人倒好，直接上“指导”了。
刘建民刚好端着片子从门口过，听了个尾巴，老脸上的表情跟吞了颗青杏似的。
“院长，这帮人什么意思？当咱们是加盟共和国呢？”
周海没接话。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内线。
“叶大夫在吗？”
“在ICU查房。”
“请她来一趟，有重要的事。”
十五分钟后。
叶蓁走进办公室。
周海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叶蓁听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随手捡起桌上的铅笔，在一张空白处方笺背面画了个圈。
她开口了，语速不快。
“1979年，他在《苏联外科学报》上发过一篇关于法四根治术的论文。”
周海一愣。“你看过？”
“看过。”
叶蓁把铅笔搁下。
“结论写得很漂亮。但数据里藏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术后三年存活率，只统计了留在莫斯科随访的病人。”
刘建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意思是——”
叶蓁抬了抬眼皮。
“那些术后两年内死在加盟共和国地方医院的孩子，没进他的分母。”
办公室安静了两秒。
周海和刘建民对视一眼。
叶蓁看了周海一眼。
“让他打电话过来。”
“啊？”
叶蓁往椅背上一靠，声音不大，慢悠悠的。
“那就对等。我跟他直接谈。”
下午两点。
总院三楼，小会议室。
一台砖头大的保密电话搁在桌中央，旁边摆着翻译机和一只录音设备。
外交部派了个俄语翻译过来，小伙子二十出头，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电话接通。
对面先是一段稀里哗啦的俄语，语速快得跟机关枪似的。
翻译小伙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脸色一点点变了。
翻译完，小伙子偷偷瞥了叶蓁一眼。
叶蓁没什么表情。
她伸手，拿过电话听筒。
然后用俄语开口了。
标准的莫斯科口音。
翻译小伙子嘴巴张成了O型。
电话那头明显卡了一拍。
叶蓁没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她叫出了全名，语气跟老同行拉家常似的。
。这个数据，出自你1979年那篇论文的动物实验模型。”
对面沉默了。
“那组实验用的是成年犬心脏。。”
“你拿大狗的数据，否定人类婴幼儿的术式。”
她顿了一拍。
“先生，这不叫学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粗重的喘息。
紧接着，一串急促的俄语劈头盖脸喷过来。
翻译小伙子脸都白了。
不用翻——光听那个语速和音量，安德烈是彻底炸了。
叶蓁靠在椅背上，安安静静等他喷完。
一个字没插。
等那头的咆哮终于断了气，她才慢条斯理地接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