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习惯。我说我不在乎。但我在乎。我在乎观众怎么看，在乎他们能不能走进我的电影。你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的？”

    杨简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多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泽维尔，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矛盾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多兰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作者性’和‘观众接受度’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两件事。”杨简说，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把一个故事讲好，讲得真实、讲得动人、讲得让观众相信这些人物是活着的，他们就一定会被触动。不管这个故事的题材是什么，不管它的画幅是1：1还是2.35：1，不管它的镜头是长还是短。观众没有那么笨，他们能感受到创作者的真诚。”

    多兰认真地听着，眼睛一眨不眨。

    “我在拍《爱》的时候，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不会太文艺’，也没有想过‘观众能不能看懂’。”杨简继续说，“我只想了一件事——这个故事，我要怎么讲，才能让坐在银幕前的那个人感受到我想让他感受到的东西。其他的，都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真诚是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