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的事交给了张晓军，王增援和张发强各管一摊，林俊杰和张保平跟着调研组分头跑工业园区的前期勘测。
他这个县委书记反而从具体事务中抽了身，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先给那盆君子兰浇水，然后翻翻当天的报纸，批阅几份必须由他签字的文件。
王文学还是照常把文件分成三六九等放在桌角，但“必须批阅”的那一摞明显比以前薄了。
闲下来之后，他开始做一件一直想做但被各种事务打断的事。
去年在省厅情报科的时候，他就在笔记本上拉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预测框架——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东南亚国家的外债结构、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矛盾。
那篇论文已经发表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人》上，克鲁格曼本人也看到了。
但论文是给学术界看的，用的是计量模型和统计检验。
他现在要写的不是论文，是一份给决策者看的政策分析报告——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真的爆发，中国会受到哪些冲击，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他把上辈子在2010年读过的那些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比较研究的资料从记忆深处一点一点地打捞出来。
那时候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波正向全球扩散，中国的出口订单骤减，沿海工厂成片停工，社科院金融所那篇论文里把两次危机的传导机制做了详细对比。
现在他把那个对比框架反过来用——站在1996年8月的时间节点上，向前看1997年即将到来的风暴。
亚洲金融危机的传导链条很清晰。
第一波是货币危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已经在泰铢上建立了空头头寸，泰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超过百分之八，短期外债占比过高，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不到零点五倍。
一旦泰铢弃守，马来西亚、印尼、韩国都会跟着倒下。
第二波是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导致外债负担急剧加重，银行体系坏账飙升，金融机构大面积破产。
第三波是实体经济危机——信用紧缩导致投资和消费双双萎缩，GDP增速大幅下滑。
第四波是社会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困人口增加，社会矛盾激化。
在这场风暴中，中国受到的冲击主要是两个传导渠道：贸易渠道和信心渠道。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购买力骤降，中国的出口订单会大幅减少。
同时，人民币虽然不会跟着贬值，但国际投资者会担心中国受到波及，资本流入会减少，甚至出现资本外逃的压力。
他在笔记本上逐条写出应对措施的大纲。
短期措施是加强资本流动监测，密切关注短期外债的变化，提前排查可能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
中期措施是加快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出口加工转向自主品牌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长期措施是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安全体系，逐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但要控制好节奏，不能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过早开放资本账户。
有些措施写得很具体，比如建议央行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控，建议商务部提前摸底对东南亚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和行业；
有些措施只能停留在方向层面，因为缺乏1996年的具体数据。
写完之后他检查了好几遍，把涉及到具体时间节点和超出当前时代认知的结论全部删除或修改——比如不能写“97年7月泰铢弃守”，只能写“如果因短期外债占比过高而爆发偿付危机”；
不能写“建议央行在98年之后逐步转向浮动汇率”，只能写“建议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增加汇率弹性”。
改完之后他重新誊写了一遍，字迹工工整整，和林州刑侦支队结案报告上的签名一模一样。
九月一号，汉东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
祁同伟天不亮就起来了，换上那件白色短袖衬衫，深灰色西裤，皮鞋擦过了。
祈雨已经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一个拉链式旅行袋，里面装着衣服、课本、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英语单词本，还有高小琴送她的一支钢笔。
她把旅行袋拎到客厅，又跑回去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那辆军绿色的北京Jeep停在楼下。
祁同伟把祈雨的旅行袋放进后备箱，祈雨拉开后座车门钻进去，又探出头来催他快开车。
Jeep驶出县政府家属院，沿着省道往汉东方向开去。
车窗外，省道两侧的白杨已经长得很高了，九月的风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带着初秋特有的清爽。
祈雨趴在后窗上看着渐行渐远的岩台县城，嘴里念叨着终于要去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