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秋一听，脑袋都大了，苦着脸说：“李主任，您看我这不是还在上班嘛！这么多信，我这会儿也带不走，没地方放啊。要不————再麻烦您一趟，像上次一样，直接帮我送家去？”
李京峰指着他，哭笑不得：“你小子！就会使唤我！行吧行吧，谁让你是我们社的台柱子呢！我好人做到底，再给你当一回通信员！地址没变吧？还是塔砖胡同那地儿？”
“没变没变！太感谢您了李主任！就是上次您送去那儿，门牌号您还记得吧？”林知秋赶紧确认。
“记得记得，忘不了！那成，我这就给你运回去。你安心上你的班吧！”
说着，李京峰就走出了会议室，来到街道办大院。
院里果然停着一辆《人民文学》杂志社后勤用的旧三轮车，车斗里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
他跟蹬车的后勤同志打了个招呼，利索地侧身坐到了车斗边缘，朝着塔砖胡同的方向去了。
林知秋站在办公室窗口，看着三轮车消失在胡同口，心里琢磨着：这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啥时候是个头啊？
这信吧，越来越多，关键是不拆还不行。
里头可有不少读者随着来信寄来的粮油票和纸币呢。
这可都是读者怕他这个作者饿死，而寄来的心意。
这要是就这么丢在一边不管，过不了多久，肯定是被老鼠啃得一块一块的。
更何况再这么下去，过不了几个月，家里可是真放不下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十二月底，眼瞅着1979年这页日历就快翻篇了。
林知秋这段时间可算能喘口气，在街道办过上了半养老的生活。
除了偶尔被付书记抓壮丁，去区里参加个文宣于事培训，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泡着他的茉莉花高沫，翻翻报纸，小日子那叫一个清闲。
他这边是清闲了，但是有关于知秋的谈论却没完。
在197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国内的文学圈可是热闹非凡，最大的变量和惊喜不是无疑是这个横空出世的“知秋”！
下半年短短几个月，他就象连珠炮似的，在《人民文学》上接连发表了《牧马人》、《人生》、《大桥下面》三篇中篇小说，篇篇都象往平静的湖面扔下了大石头，激起的涟漪一圈套一圈，久久不散。
这年头，信息传播主要靠报纸、杂志和人们茶馀饭后的口耳相传。
就在十二月底，一位笔名叫冯木的老评论家，在复刊不久的权威刊物《文艺研究》上写了篇长文，字里行间都透着激动：
《清风吹过伤痕地——论知秋〈牧马人〉的文学转向与时代意义》
作者：冯木（《文艺研究》特约评论员）
当文学的河流在历经长久的封冻后开始解冻，其最初奔涌而出的，往往是饱含悲怆与控诉的洪流。
近一两年来，以《伤痕》、《班主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真挚的情感呐喊，打破了文坛长期的沉寂，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伤痕文学”浪潮。它们直面历史留下的创伤，发出了一个时代压抑已久的呼声，其启蒙意义与历史价值不容置疑。
然而，当对伤痕的揭示与泣诉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模式时，一个新的课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文学在记录了伤痕之后，路在何方？是继续沉浸在悲情的反复言说中，还是能够开辟新的境界，提供更多的精神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作者知秋的《牧马人》，如同一条意料之外却又恰逢其时的溪流，潺潺注入文坛。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以其独特的温情与轫性，让我们看到了“后伤痕”时期文学表达的新的可能—一种专注于“愈合与新生”的叙事力量。
《牧马人》的故事内核，同样始于一个充满伤痕的时代设置。主人公许灵均，一个被扣上“Y派”帽子、发配至西北牧场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其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无情撞击，本身就是一幅典型的悲剧图景。
如果按照已有的叙事模式，我们很容易预想一部充满血泪、着重刻画政治运动之残酷与个体精神之痛苦的作品。
但知秋的笔触，在这里显示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与转向。他没有将主要的叙事动力置于对不公遭遇的激烈控诉上，而是巧妙地将镜头一转，对准了许灵均被抛入的那个陌生环境——西北草原，以及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
作者仿佛在用他那支沉静的笔告诉我们：是的，伤痕是深刻的，但生活在其间的人，并未停止生活，人性深处的光芒，也未曾彻底湮灭。
林知秋最近看到很多篇有关于解答自己小说的评论员文章，不光是《牧马人》，还有《人生》《大桥下面》。
其中有批判，但是更多的还是赞赏。
以至于有些评论员文章，林知秋都不好意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