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微熹，春寒料峭。
赵似坐在书案后，手中捏着一份皇城司昨日呈上的密报，眉头微微蹙着。
密报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近半月来各路的动向。
从汴京出发的官道上，运粮的车队遮天蔽日。
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西路的常平仓被逐一打开，积存多年的谷物被装进麻袋，驮上驴骡，沿着黄土官道一路向西。
工部昼夜赶造的箭矢、弩机、铁甲、火油罐，用稻草裹了又裹，装车发往前线。
户部的度支郎们把算盘拨得噼啪作响，每一笔军资的调拨都要反复核验，生怕出半点差池。
蔡卞与许将亲自坐镇政事堂，调配各路钱粮。
蔡卞本就以善理庶务著称，如今埋头案牍，一份接一份地批阅度支文书。
曾布则被赵似委以总协调之任，几乎每日都要入福宁殿奏事。
今日说陕西路转运使来报，泾原一带的粮道被春雪阻了，需调民夫抢修。
明日说河东路的铁甲作坊因连日赶工，炉子烧坏了三座，需紧急拨钱修缮。
赵似一一听完，一一处置，该调人调人，该拨钱拨钱，从不拖延。
翰林学士院也没闲着。
蔡京亲笔撰写的《谕西贼檄》洋洋洒洒千余言，引经据典。
历数西夏背盟犯边之罪，言“朝廷以仁义待尔，尔以豺狼报之”，被誊抄了数千份，由急脚递分发各路州军，张贴于城门、递铺、市集。
一时间，大宋各路州县的百姓都知道了——官家要打仗了。
但战争从来不只是朝堂上的博弈和帅帐中的指挥。
对于大宋最底层的百姓而言，打仗意味着更重的赋税、更多的徭役、更漫长的别离。
皇城司的密报上写得清清楚楚。
陕西路秦州知州为筹措军资，将原本已定在秋后征收的税粮提前到了三月。
百姓家中存粮本就不多，被这一催逼，不少人家已断了炊，只能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泾原路渭州的县令接了三司的调令，率全州民夫往德顺军运粮。
运粮路上突遇倒春寒，一夜之间冻死民夫七人，冻伤者数十。
县令怕上面追究，将此事压了下来，只报了“路遇风雪，稍有延误”，对冻死民夫的事只字未提。
还有京东西路单州的团练使，为了凑足军资的数目，竟纵兵下乡，以“征购”为名强夺百姓口粮。
百姓稍有反抗便是一顿鞭子，有数户人家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地县尉看不下去，上了一道弹章，却被州衙压住，说是“朝廷用兵之际，不宜生事”。
这些事，都是皇城司的暗桩一笔一笔记下，写在密报上，送到了赵似的案头。
赵似将密报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打仗就是这样。
他不是不知道。
他读过的史书，比他在这朝堂上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多。
从秦汉到唐宋，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意味着同样的代价。
加赋、增役、扰民、伤亡。
这是没办法的事。
一个县令想要升迁，便要多收些粮。
一个转运使想要交差，便要多征些夫。
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
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道理。
他睁开眼，提起朱笔，在密报末尾批了一行小字。
“所奏已悉。速查违法扰民属实者，地方官严惩不贷，团练使革职拿问。”
“余事暂且记档，待战事毕，再行处置。”
他搁下笔，将密报递给垂手立在身侧的梁从政。
“从政，这份批回去，让皇城司盯着办。”
“喏。”梁从政双手接过，正要退下。
“还有。”赵似又叫住了他。
他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传朕的口谕给虞策——朕知道户部难。”
“但朕要他在调拨军资的时候，尽量少从民间的口粮里掏。”
“常平仓的粮不够，先从各路州的官仓补。官仓不够，再从汴京的太仓调。”
“实在不行——再来跟朕说。百姓的口粮，能不动的，尽量不动。”
梁从政听完，没说多余的话，只是躬身道：“臣遵旨。”
赵似点了点头，又重新拿起了案上的一份普通札子，随口问道。
“对了，陈师锡那边，这几日怎么样？”
梁从政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往前凑了半步，低声道。
“回官家，陈侍御这些日子可是忙得很。”
“自从官家上次下旨严惩了那些围堵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