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小区的时候，保安看了我一眼，问“几号楼的”，我说“六号楼”。他说“哦，新搬来的那家啊”，我说“嗯”。
新搬来的那家。
不是我。
开回市区的路上，高速上车不多。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干涩。车载音响放着电台，一个女主持人在念听众留言，声音温柔得像。
“今天有位听众点了一首歌，她说，这首歌送给她的姐姐。她说，姐姐为她付出了很多，她一直想说谢谢，但说不出口。今天借着电波，她想说——姐姐，我爱你。”
然后放了一首歌。我没听清是什么歌，风太大了，把旋律吹散了。
我关掉了电台。
春节前两周，公司搞年会。
在开发区一家酒店，摆了二十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做实业出身，说话嗓门大，喝酒脸红。他在台上讲了一通“今年不容易，明年更不容易”的话，然后开始抽奖。
我运气好，抽了一个三等奖，一台微波炉。小林羡慕得不行，说“颖姐你手气太好了”，我说“你想要给你”。她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一个人用不上”。
小林高兴地抱着微波炉回去了。
刘姐在旁边看着，说“你这孩子，什么都给别人”。
“一台微波炉而已。”
“我不是说微波炉。我是说——算了，不说了。”
刘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脸上浮起两团红晕。她今年五十出头，老公死了五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过。她懂我。但她不说。
年会后半场，大家喝多了。老赵拉着我说话，说他女儿今年高考，想考省城的大学，他怕学费太贵。我说“没事，有助学贷款”。他说“我不想让她贷款，背着债上学，心里不踏实”。
我说“我当年就是贷款上的学，没什么不踏实的”。
老赵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田颖，你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
“就是太傻了。”
我笑了。“赵哥，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我就是想说，你对你弟——算了，不说了。”
又是不说了。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年会结束，我打车回家。出租车上，司机放着九十年代的老歌，一个男人在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一盏一盏，像一串被扯断的珍珠项链，散落在黑暗里。
手机响了。是田勇。
“姐，过年你回来吗？”
“回。”
“那行，妈说让你三十中午回来吃团圆饭。”
“好。”
“那个……姐，小曼说她姐一家也来，可能人多，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吃完就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没事。”
挂了电话，我盯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把音乐关小了。
“姑娘，到了。”
“哦，好。多少钱？”
“三十五。”
我付了钱，下车。站在楼下，抬头看三楼那扇窗户。窗户黑着，没有灯。这栋楼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只有我这间，永远是一个人的灯。
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管还是坏的。我摸黑换了拖鞋，走进客厅，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沙发很旧了，弹簧塌了一块，坐上去整个人往一边歪。我一直想换，但一直没换。就像很多事一样，想改，但懒得改，或者说，没有力气改。
除夕那天，我开车回老家。
县城比平时热闹，街上到处是红灯笼和彩灯。超市门口放着震天的《恭喜发财》，人群进进出出，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
我在超市门口停了一下，想了想，进去买了两箱牛奶、一箱苹果、一箱橙子。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说“一共三百二”。我付了钱，把东西搬上车。
到了田勇家，楼道里飘着一股炖肉的味道。我按了门铃，小曼来开的门。
“姐来了，快进来。”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化了淡妆。整个人喜气洋洋的，像墙上贴的那个“福”字。
我提着东西进去，看见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小曼的爸妈、小曼的姐姐和姐夫、小曼姐姐家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加上我爸我妈和田勇，把沙发和椅子全占了。
我妈看见我，说“颖子来了”，然后接过我手里的东西，看了一眼，“买这些干什么，家里都有”。
我说“过年嘛”。
我妈把东西放到阳台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