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脑梗，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了。”
我说：“医生怎么说？”
她说：“慢慢恢复，但可能回不到从前了。”
我握住她的手，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她说：“颖姐，我得照顾他。”
我说：“我知道。”
她说：“可能得好几年。”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不怕。”
我说：“我知道。”
她笑了笑，说：“你什么都知道。”
我说：“因为咱俩认识快五十年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医院走廊里，看着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轮椅过去，家属拎着饭盒过去，病人在走廊里慢慢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
她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说：“你觉得呢？”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值。”
我说：“那就值。”
她点点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颖姐，你先回去吧，我得进去看看他。”
我说：“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说：“嗯。”
我站起来，走了。走到走廊尽头，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站起来，推开门，进了病房。门关上了，看不见了。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九
赵建国病了三年。
三年里，红梅没出过远门。每天在家照顾他，给他做饭，给他擦身，陪他说话。他说话不利索了，她就慢慢听，猜他说的什么。他走不动了，她就扶着他，一步一步地挪。
我去看过他们几次。每次去，她都忙里忙外的，给我倒水，拿水果，然后坐在旁边，跟我聊天。赵建国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们，时不时笑一笑。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他喂饭。一勺一勺的，吹一吹，送进嘴里，再擦擦嘴角。他吃得慢，她就慢慢喂，不急不躁。
喂完了，她收拾碗筷，说：“他今天吃得挺好的。”
我说：“你辛苦了。”
她说：“不辛苦，应该的。”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变了。变了很多。以前那个总是不安分的红梅，现在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照顾一个动不了的人。
她好像找到了什么。
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
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颖姐，谢谢你来看我们。”
我说：“别客气。”
她说：“有空再来。”
我说：“好。”
她笑了笑，转身回去了。
二十
赵建国走的那天，是个冬天。
红梅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静，说：“颖姐，建国走了。”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时候？”
她说：“今天早上，睡着走的，没受罪。”
我说：“你在哪儿？”
她说：“在家。”
我说：“我马上来。”
我赶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发呆。屋子里很安静，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亮晃晃的。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说：“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想哭就哭吧。”
她摇摇头，说：“哭不出来。”
那天下午，我陪她坐了很久。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就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变暗，最后消失。
天黑了，她站起来，说：“颖姐，你回去吧，明天还有事。”
我说：“你呢？”
她说：“我没事。”
我看着她，说：“真的没事？”
她点点头，说：“真的。”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她。她站在客厅里，灯没开，黑漆漆的，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光，照在她身上。
我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说：“好。”
我走了。
二十一
赵建国的葬礼很简单。就请了几个近亲和朋友，在殡仪馆开了个追悼会。红梅站在最前面，穿着黑色的大衣，脸上没什么表情。
安心站在她旁边，已经是大姑娘了，扶着妈妈的胳膊。豆豆也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站在后面。
追悼会结束的时候，红梅走过去，看了赵建国最后一眼。她弯下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