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又告诉我们？”陈树问。
“因为我要死了。”王电工平静地说，“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还有......”他看向窗外，“我最近又梦见那孩子了。他在雪地里站着，还是说：‘等我，等我。’但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
“像谁？”
王电工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像你，田颖。特别是眼睛，一模一样。”
回去的路上，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幽幽的蓝光。我和陈树并肩走着，谁都没说话，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走到老屋前，陈树突然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你奶奶从来不让你靠近那根电线杆。有一次你追蝴蝶跑过去，她发了很大的火，还打了你。”
我想起来了。那年我七岁，追着一只黄蝴蝶跑到村口，奶奶冲过来一把将我拽回去，在我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我哭得很伤心，不明白为什么。
“她是在保护你。”陈树说。
“保护我什么？保护我不被一个死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的鬼魂伤害？”
“也许不是鬼魂。”陈树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也许，他在等人给他一个交代。”
那天晚上，我在老屋的炕上辗转反侧。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漏进来，在地上投出诡异的光斑。我仿佛能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光里，看不清脸，只是静静地站着，等着。
“等我，等我。”
凌晨时分，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六岁的男孩，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在雪地里奔跑。手里攥着几颗玻璃珠，蓝色的，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看不清是谁，只知道要跑，拼命地跑。跑到村口，突然摔倒了，玻璃珠撒了一地。我趴在地上，看见一双黑色的布鞋停在我面前。
抬头，是一张模糊的大人脸。他弯腰捡起一颗玻璃珠，然后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坑——那个后来立电线杆的坑。
“下去。”他说。
我想喊，但发不出声音。他推了我一把，我掉进坑里，泥土从四周落下来，盖住了我的眼睛，我的嘴，我的鼻子......
我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施工机械的轰鸣声。
他们提前动工了。
我披上衣服冲出去，看见村口已经围满了人。挖掘机巨大的铲斗高高举起，对准了那根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电线杆。
“不能拆！”我大喊，但声音被机器的轰鸣淹没。
王电工也在人群中，他试图冲过去阻拦，被两个工人架住了。其他村民大多沉默地看着，脸上是复杂的表情——有恐惧，有解脱，也有麻木。
“轰——”
电线杆倒了，扬起一片雪尘。它横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尸体，断裂处露出腐朽的木质纤维。
挖掘机开始挖坑，要清除地基。铲斗一次次深入，挖出冻土、石块、碎瓦。围观的村民屏住呼吸，仿佛在等待什么从地下冒出来。
当坑挖到一米多深时，铲斗碰到了硬物。不是石头，是另一种声音——金属撞击的声音。
“停！停一下！”工头喊道。
挖掘机停下来。所有人都凑过去看。坑底，在冻土和碎石的混合体中，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的一角。
时间仿佛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呼啸而过。
工头跳下坑，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挖出来。它大约鞋盒大小，锈蚀得很厉害，但还能看出原本是装饼干的盒子。上面模糊的图案，是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
盒子被传上来，放在雪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王电工挣脱了搀扶，颤巍巍地走过去。
“打开。”他说。
工头用工具撬开已经锈死的盒盖。里面没有骸骨，只有几颗玻璃珠，蓝的，黄的，红的，在雪地的映衬下闪着黯淡的光。还有一张折叠的纸，用塑料布仔细包裹着。
工头小心地展开塑料布，取出那张纸。纸质发黄变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等我哥田大山来接我。他说去买糖，叫我在这里等。天黑了，我冷。但我等我哥。”
落款是“田小山，民国三十二年冬”。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田大山是我爷爷的名字。田小山，那个走丢的六岁孩子，我的叔公。
他不是走丢的，是被遗弃的。不，也许不是遗弃，是遗忘。我爷爷去买糖，让他等，然后发生了什么？战争？慌乱？还是单纯的遗忘？一个六岁的孩子，在寒冬的村口，从天亮等到天黑，从希望等到绝望，最后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