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
早上七点起床，在阳台上看日出；八点吃早餐，之后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十点，罗斌或者其他审查人员会来“聊天”；下午午睡，或者看书；晚上看新闻，九点准时睡觉。
重复，单调，像一台被调慢的时钟。
今天罗斌没有来，来的另一个人——五十多岁，国字脸，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有佩戴任何标志，但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久居高位的从容。
严锋认得他，周副主任，他见过照片，也知道他在陈处长被调整过程中的角色。
“严锋同志，”周副主任在他对面坐下，语气比罗斌温和得多，“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
“挺好的。”严锋说：“谢谢关心。”
周副主任点点头，没有立刻进入正题，他看着远处的海。
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父亲，我见过一面。很多年前了，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他给我的印象很深——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有分量，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人，是能做大事的。”
严锋没有说话。
“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周副主任继续说：“如果他还活着，看到你们兄弟俩今天的成就，应该会很高兴。”
严锋看着他。
“周主任，您今天来，是想谈我父亲？”
周副主任笑了笑，摇摇头。
“不是，是想和你聊聊你的将来。”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温和道：“严锋同志，你这些年的工作，组织上是看在眼里的，你在深瞳元老会里的角色，你对深瞳内部情况的掌握，你和你弟弟的关系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但现在这个局面，你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对你，对组织，都不太好。”
严锋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您是说，让我彻底退出？”
“不是退出。”周副主任说：“是换一个方式继续做贡献，你在深瞳这么多年，对那边的了解，对严飞的了解，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休养’期间，继续为组织提供一些咨询建议；当然，不是正式职务，就是朋友之间的交流。”
严锋沉默了很久。
这是让他当“线人”，用“休养”的名义，继续为东方提供关于深瞳、关于严飞的情报。
“周主任，”他最终说：“如果我拒绝呢？”
周副主任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威胁，只有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惋惜。
“那你就继续在这里休养，环境挺好的，待遇也不错，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联系，我们不急。”
他站起身，拍了拍严锋的肩膀。
“严锋同志，你是个聪明人，你弟弟也是个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候会犯一个错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算到；其实不是，有些事，不是你算到了就能改变的，比如时间，比如大势。”
他走了。
严锋依然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
阳光依然很好，海风依然很暖，棕榈树依然在风中摇曳。
一切都没变。
一切都不一样了。
瑞士，“鹰巢”庄园，严飞办公室
安娜的调查结果已经放在严飞桌上。
薄薄的几页纸，但每一页都像铅块一样沉重。
“严锋，被解除一切职务，原因：与深瞳及严飞关系过密，在内部审查中‘态度不配合’；目前被安置在海南某疗养地，实为软禁，通讯全部中断，对外联系需经批准，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态：未知。”
严飞看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
旁边还有一份附件——是伊莎贝拉通过她在欧洲的情报网搜集的关于东方近期政治变动的分析，分析指出，对深瞳强硬派的失势，源于高层对香港金融战后果的不满，几百亿外资流出，几十家跨国公司推迟在华投资，这种经济代价，比任何意识形态的坚持都更有说服力。
陈处长被问责了，他背后的派系也被边缘化了。
而严锋，作为严飞的哥哥，作为在元老会里公开支持过严飞的人，成了这场内部清洗的连带牺牲品。
不是因为他是坏人，也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
只是因为他“太接近”严飞。
电话响了，是莱昂。
“老板，‘牧马人’那边有异常。”
“什么异常？”
“它在调整策略，不是大幅调整，是很细微的，但能看得出来，之前它一直在强调‘隐蔽发展’、‘防范风险’，但最近几天，这些词的频率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加速整合’、‘效率优先’。”
严飞沉默了几秒。
“它在根据外部局势变化调整自己。”
“对。”莱昂的声音有些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