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场死亡。
小赵的妈妈后来出现在记者的镜头前,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七十多岁。
她五十岁出头。
“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叫我,”她说,“有时候是‘妈’,有时候是‘妈妈’,声音很清楚。我就起来,满屋子找,找到天亮,找不到了。”
“我不想活了,但我不能死。我得活着,看着他那些杀人犯什么时候死。”
十二年。
她等了十二年。
等到了梁英和于卓阳的死刑。
等到了一纸判决书。
没等到一夜好觉。
……
2009年9月2日,小史的妈妈第一次去派出所报案。
她的儿子在理发店上班,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派出所的民警看了她一眼,说:“年轻人出去玩玩很正常,你先回去等等。”
她等了。
等了三天,又去。
“再等等。”
又等了一周,再去。
“你儿子是成年人,我们这边资源有限,不能你说失踪我们就立案。”
小史的妈妈已经病了。肠梗阻,疼得直不起腰。她每天揣着止痛药,坐着公交车,在阳泉市的大街小巷转。她打印了三千张寻人启事,贴满了每一个电线杆、每一个公交站台、每一面她能找到的墙。
她跪在派出所的门口哭过。
不是作秀,是实在站不住了。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声音不大,但整个大厅都安静了。
民警扶她起来,说会帮她留意。
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小陈的爸爸比小史的妈妈更执拗。
2011年8月17日,十四岁的小陈失踪。
最后一通电话在深夜十一点半,小陈说:“爸,我再玩一会儿就回去。”
四十分钟后,手机关机。
陈爸第二天一早去派出所报案,被拒绝了。
他不认命。他跑去小陈最后出现的小区,调监控录像。保安告诉他,监控录像只保存三天,过期自动覆盖。
陈爸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在保安室里盯着那台十四寸的显示器,一格一格地看。眼睛看到出血丝,眼眶下面全是青的。
第二天凌晨四点,他看到了。
画面里,小陈和几个朋友打闹着走进小区。几分钟后,朋友们离开了,小陈一个人站在路灯下,像是在等什么人。
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停在路边。
车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矮胖的女人。
一个瘦高的男人。
小陈和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上了车。
车牌号看不清,但陈爸记住了车型和颜色。他把这段录像反复看了三十多遍,抄下了所有能抄下来的细节,然后跑去派出所。
“我找到监控了,”他说,“你们跟我去看。”
“我们这边忙,你先把材料放着。”
“但是录像三天就没了!”
“知道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陈爸去了四次,都是一样的答复。
第四天,录像被覆盖了。
陈爸站在派出所门口,浑身发抖。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恐惧。他能感觉到,那些录像里藏着的,不是儿子的行踪,而是儿子的命。而那些命,正在一点一点地从他的指缝里流走。
一个月后,警方通知他去认尸。
郊区河滩,塑料袋,碎块。
法医说尸体被肢解的手法很专业,应该是做过功课的。
陈爸没有哭。他蹲在地上,把那袋子的碎块一块一块地拼起来,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