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说了六个“不知道”。
民警问她：“您最后一次见到张兰，具体是什么时候？”
徐新想了两秒钟：“去年十一月吧，好像是。也可能是十月。记不太清了。”
“您能说个具体的日期吗？”
“哎呀，这谁记得住啊，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她笑了笑。那笑容只持续了零点几秒，然后迅速消失了，像是被人一巴掌从脸上扇下去的。
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徐新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在往卧室的方向瞟。不是看，是瞟。快速的、下意识的、几乎不可察觉的那种。
但她对面的民警，是专门干这个的。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民警忽然问。
徐新的眼神闪了一下：“没、没有。我老公上班去了。”
“他在哪上班？”
“在……在建筑工地上。”
“哪个工地？”
徐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开了。
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睡醒。他看到客厅里坐着几个穿警服的陌生人，愣了一秒钟。
然后他笑了。
“哎呀，警察同志来了？有什么事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得不像一个被警察突然登门的正常人。他走到茶几前，顺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动作流畅自然。
民警看到那根烟的时候，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红塔山。
“您贵姓？”民警问。
“姓刘，刘松。徐新是我老婆。”男人掏出打火机点烟，打了两下没点着，手微微发抖。
“刘松先生，您昨天晚上去哪了？”
“哪也没去啊，在家看电视。”
“您能说一下您和张兰的关系吗？”
刘松吐出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张兰？哦，就是那个聋哑人？以前在我家干过保姆。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
他的语气太淡定了。淡定得不正常。
一个普通人在面对警察询问时，最常见的反应是紧张、不安，或者试图表现得合作。但刘松不是。他的表现，像是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答案的人在回答问题。
民警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烟。
红塔山。咬痕很深。
“刘松先生，您家有车吗？”
“有啊，楼下停着呢。”刘松往窗外努了努嘴，“一辆三轮摩托，平时拉货用的。”
民警站起身，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
楼下停着一辆蓝色的三轮摩托车，车身布满灰尘，像是很久没洗过了。但车斗的底部，隐约能看到一些黑色的污渍，从车斗的缝隙里渗出来，渗进了金属的纹路里。
痕检员后来在车斗里提取到了微量的人体组织。
而那枚在焚尸现场找到的烟头，与刘松的DNA分型完全一致。
刘松是在审讯室里崩溃的。
不是警察问崩溃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吓崩溃的。
坐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审讯室里，四面白墙，头顶一盏灯，他的手就开始抖。等警察把证据一件一件摆出来——烟头、菜刀、三轮车、汽油桶——他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骨头，从椅子上滑了下去，瘫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说，那天晚上他喝了酒，喝了很多。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头疼得厉害，听到儿子房间里有动静，就过去看看。
他看到了张兰。
张兰在他家借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