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师傅东旭并未如往常般准备带她外出“体察”市井或寻访某处，而是独自立于厅中。
数幅巨大的舆图高高悬挂，几乎占满了整面东墙。其上以浓淡不一的墨色勾勒出山川河流、州县强界，更有朱笔标注的密密麻麻的记号与注释。
另一侧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大案上，则铺陈着数卷长长的文书，形制庄重竟似朝堂奏章。
东旭正俯首于案前，指尖划过书卷上的文本，神情专注时而蹙眉深思，时而提笔在旁的笺纸上疾书数言，浑然未觉李清照的到来。
李清照见状，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移至案旁。她的目光被那长卷文书吸引，小心拿起一卷展开。墨香与旧纸特有的霉味混合，扑面而来。
只翻阅数页，她心头便是一震，便已认出此为何物。这正是王荆公（王安石）当年震动朝野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注：此时王安石已逝，谥号“文”，世人尊称荆公，此书名为后人所加，仁宗在位的时候自然不会直呼仁宗谥号。）
她的目光逐字逐句扫过，当读到【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一段时，秀眉不由自主地紧紧蹙起。
她担心是自己看错了，或是自己断章取义了，又连忙回溯前文，通览此段所处的语境。
再三确认之后，心中不由狐疑：王荆公此言，大抵确是如此论断的。
然而，一旦运用东旭所授的以墨治儒的治学方法，结合“三表”、“亲闻说”来冷静审视，此论的疏漏便清淅可见。
她想起东旭曾以治河为喻：“下游的人，会比上游的人更想治好河水。”
百姓居于政治的“下游”，最为渴望的便是世道安稳，若能安居乐业谁愿挺而走险揭竿而起？
徜若连“下游”之民都被逼得奋起反抗，那祸乱的根源必然早已在“上游”。即在庙堂之上、在制度之中深深种下。
如此一想，王荆公将汉唐之亡的祸首官逼民反归咎于‘先王之政而不得’，外加张角、黄巢之流的叛乱，这立论的根基便显得有些论证不足了。
她继续往前翻阅这份万言书，越看越是心惊，此类为佐证己见而略显牵强附会的论述竟不止一处。
譬如【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
此言大意是言商末无道人才凋零，至周文王兴起，方能培育天下士子，使人皆有君子之才，然后量才授官。
王安石引此古事，意在劝谏仁宗皇帝需大力兴学育才，以解决当下人才不足难以推行新法的困境。
然而，此言在熟知金石史料的李清照看来，亦不完全对的。
商纣之时，难道真的无人？如飞廉、恶来等，亦算得上是能臣干吏，只是其所效忠的对象与行事准则，与王荆公所推崇的德政相悖。
小邦周能克大邑商，关键在于联合四方诸候形成大势，而非简单的“文王育才”便可概括。
李清照的眉头越锁越深，心中暗道：‘荆公之学，其变法之志可嘉，其法度条款亦多有可取之处，然则为了说服君王，所引据的史实与道理，未免……未免有些过于迎合上意了。难怪当年朝中诸多饱学之士，如司马君实（司马光）、苏子瞻（苏轼）等人皆极力反对。这样立论，或可蒙蔽圣心于一时，却难服天下士林之心。’
“你是否觉得，王荆公此文，有些地方为了说动皇帝，不免有些……穿凿附会？”
东旭不知何时已抬起头，目光清亮地看着她，仿佛看穿了她心中所想。
李清照微微一惊，随即坦然颔首：“弟子确有此感。尤其是论及汉唐衰亡之因，似乎过于简略，未能深究其制度积弊。”
东旭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走到那几幅巨大的舆图前，负手而立：“清照，你需明白。你师傅我其实是赞同王荆公变法图强之志的。你细想，若面对的是一位于经史义理并不精深的君王，与其引经据典高谈阔论那些他未必能懂的微言大义，不如说些他能立刻听懂的，更切中其利害关切的话，先获得支持再图施行。这或许便是王荆公的无奈选择与上谏策略。”
他语气转而带着深深的惋惜：“王荆公的新法，其中如募役、方田均税等法，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沿用，可见其切中时弊。且‘荆公新学’确是我朝诸学派中，最贴近实际政务最具实践精神的一脉。然而，其学实践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