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气压很低。
赵铁柱握着方向盘，骨节用力到泛白。
他瞥了一眼副驾驶上闭目养神的路洲，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
“路董，咱们这到底去哪啊？去找市长告状吗？乔八那帮孙子太嚣张了，路副厂长刚才气的连午饭都没吃，在车间里直砸桌子。”
路洲睁开眼，目光清明：
“找市长没用，铁路系统是垂直管理的铁老大，地方政府想插手他们的业务，手续繁琐不说，光是扯皮走流程，半个月都下不来。
咱们的交货期只有三天，等市里发话，黄花菜都凉了。”
“那咋办？难不成真给那王八蛋交五十万和三成股份？”赵铁柱急的踩了一脚刹车：
“那咱们大伙儿这半个月不是白干了吗！”
“他乔八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拿我的股份？”
路洲降下车窗，让风吹进来，语气平稳：
“铁柱，遇到这种地头蛇，跟他讲道理或者拼拳头都是下策。
他既然觉得自己垄断了铁路就能卡死所有人的脖子，那咱们就跳出他的规则，直接换一条他连看都看不懂的赛道。”
“换赛道？”赵铁柱挠挠头，一脸茫然：
“去羊城除了走铁路，公路那破路况，卡车开过去骨架都得散，哪还有别的道？”
“谁说一定要走公路或者铁路？”路洲指着前方隐约可见的连绵群山：
“去西郊，南城军分区后勤处。”
赵铁柱一听军分区三个字，猛的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把车开进沟里。
“路董，您没开玩笑吧？那是部队啊！咱们一个做衣服的个体户，跑去部队驻地干啥？”
“借车，借船。”路洲言简意赅。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百万大裁军刚刚落下帷幕。
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上面鼓励军队搞生产经营，也就是后世常说的“军转民”和“军队经商”的萌芽期。
很多后勤部队手里攥着大量退役的军用卡车，闲置的内河运输船，却苦于没有门路变现。
而这，正是路洲眼中的破局利器。
半小时后，吉普车停在一处戒备森严的铁门外。
红砖白墙，门口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哨兵。
墙上刷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红色大字。
赵铁柱把车停在百米开外，腿肚子有点转筋：
“路董，这地方咱们进的去吗？我看那枪可是真家伙。”
“你在车里等着。”
路洲推门下车，整理了一下衣服，迈步走向大门。
“站住！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哨兵端起步枪，厉声喝止。
路洲停下脚步，不卑不亢从公文包里掏出三样东西：
提前办好的一代身份证，大洋贸易的外资代表证，以及盖着省委和外贸局红印的红头文件。
“同志你好，我是大洋贸易驻南城外资代表，负责省外贸局重点创汇项目。”
路洲递上证件：
“事关三百万美金的国家外汇任务，十万火急，请求面见后勤部首长。”
哨兵核对了一下证件上的钢印，神色严肃起来：
“稍等，我打电话请示。”
五分钟后，一名穿着四个兜军装的干事小跑出来，上下打量了路洲一番，将信将疑的将他带进大院。
后勤处部长办公室。
没有真皮沙发，也没有红木茶几。
几张绿色的铁皮文件柜，一张磨掉漆的办公桌，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
后勤部楚部长坐在桌后，手里拿着路洲的红头文件，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他四十多岁，留着板寸，脸庞像刀削过一样棱角分明，透着军人特有的干练与威严。
“路洲是吧？你这份省外贸局的文件我看过了，不假。”
楚部长放下文件，端起茶缸喝了一口：
“但你们地方上的企业，要出口搞外汇，应该去找铁路局要车皮，跑到我这军分区后勤处来干什么？”
路洲拉开椅子坐下，背脊挺直。
“楚部长，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来，是给后勤处送一笔军民共建的军费。”
楚部长挑了挑眉，放下茶缸：
“口气不小，你知道我们后勤处有多少张嘴等着吃饭吗？说说看，怎么个共建法？”
“我需要租用后勤处闲置的退役军用卡车，以及内河驳船。
开辟一条从南城直达羊城港的水陆联运线。”
路洲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地图前，指尖在南城和羊城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线。
“南城往东六十公里，就是清水河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