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九月，建设入职北大已经三个月了。
助教的工作不算轻松。他要跟着老教授听课、整理讲义、批改作业，偶尔还要代课。法律学教研室里，他是几个年轻的老师之一。老教授们对他很照顾，但也要求严格。
建设适应得很快。他底子扎实，又肯下功夫，不出两个月就把新学期的课程讲义摸透了。教研室主任姓周，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对建设很满意。
“小林啊，你讲课的底子不错，学生反应也好。再锻炼锻炼，很快就可以独立开课了。”
“谢谢周老师，我还要多学习。”建设谦虚地回答。
日子在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中一天天过去。建设的宿舍在北大南门附近的一栋筒子楼里，单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书桌上堆满了法学书籍和讲义稿，床头挂着几件换洗衣服。
他每周回一次四合院，陪父母吃顿饭，看看侄子侄女们。王秀英每次见到他，话题总是绕不开那一个。
“建设，你今年二十六了，你大哥你这个年纪都结婚几年了。你什么时候带个对象回来？”
建设每次都低头吃饭，含糊地应一声：“娘，不急。”
“怎么不急？”王秀英放下筷子，一脸认真，“你再不急，好的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
林振华坐在主位上，端着茶杯，不紧不慢地开口：“建设，你娘说得对。个人问题要抓紧。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对象，只要人品好、家世清白，家里不反对。但如果没有，家里安排相亲，也是常理。你要有思想准备。”
建设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爹，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高干子弟圈子就这么大，相亲对象免不了有联姻的意思。”林振华的语气很平淡，但每个字都有分量，“你的婚事，不光是你的私事。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建设沉默了片刻。“我知道了，爹。”
回学校的路上，建设骑着自行车，脑子里反复转着父亲的话。他不排斥相亲，但总觉得那样太刻意了。两个人坐在饭桌前，互相打量对方的家世、级别、背景，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处下去。这样的婚姻，和做交易有什么区别？
他不想成为家里被安排的人。但他也知道，父亲说得对。他这个年纪，放在普通人家，孩子都该打酱油了。父母嘴上不催，心里急。他不能总躲着。
十月国庆后的一个周末，建设没有回四合院，而是留在学校批改作业。
北大的秋天很美。未名湖畔的银杏叶黄了，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铺了一地金黄。博雅塔的倒影映在湖面上，安安静静的。建设批完最后一份作业，合上本子，揉了揉眼睛。他看了看表，下午四点，还早。他披上外套，出了筒子楼，沿着小路往未名湖走。
湖边三三两两的学生，有人看书，有人散步，有人坐在石凳上聊天。建设沿着湖边走了一段，在一棵银杏树下站定，望着湖面发呆。
“林老师？”
身后有人叫他。建设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穿着一件素净的蓝色外套，头发扎成一条马尾，手里拿着几本书。眉眼清秀，笑起来很干净。
建设愣了一下。“你是……”
“吴惠芳，历史系的，今年刚留校。”对方走上前，伸出手，“咱们在教工食堂见过几次，你可能不记得了。”
建设想起来了。教工食堂里确实见过这个人，一个人坐在角落吃饭，安安静静的。但他不知道她叫什么。
“吴老师，你好。”建设和她握了握手，“你怎么在这儿？”
“出来走走，透透气。”吴惠芳笑了笑，“你呢？”
“也是。刚批完作业，出来转转。”
两人并肩沿着湖边慢慢走。秋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落叶的味道。
“林老师，你是法律系的？”吴惠芳问。
“是。”建设说，“你呢？历史系哪个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吴惠芳说，“我主要带本科生的基础课，这学期在跟一位老教授做助教。”
“历史系的女老师应该不多。”建设说。
“是少。我们教研室就我一个年轻的。”吴惠芳笑了笑，“你呢？法律系年轻人多吗？”
“也不多。留校的加上我就两个。”
两人聊起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吴惠芳说起她的毕业论文，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建设听得认真，不时问几句。建设说起法治建设的思考，吴惠芳也认真听，偶尔插一句。
“你的论文选题挺有意思。”吴惠芳说，“法治和社会变迁，其实是相通的。”
“怎么说？”建设问。
“法律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吴惠芳说，“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