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老吴的人——老吴的人他早就认得。老吴手下那个外号叫“老魏”的便衣，跟了他快两年，走路左肩低右肩高，在巷口蹲着抽烟时先把烟灰弹到拇指甲盖上再吹掉，这些习惯郑耀先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军统内部监视小组换岗的规律他也早就摸透了：老魏值单日，另一个姓孙的值双日，交接班在每天下午三点，地点通常在军统局后门对面的烧饼铺门口。这套班次运转了快两年没变过。郑耀先每次出门，余光往街对面一扫，就能从烧饼铺门口坐着啃烧饼的人里把老魏挑出来。两个人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已经很久了，老魏知道郑耀先知道他，郑耀先也知道老魏知道他知道。这种互相知道，反而成了一种默契——老魏远远跟着，郑耀先就当没看见，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完成各自的任务。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跟在他后面的人，他不认识。
那人戴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穿一件灰布短褂，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晒得黝黑的小臂。脚上一双胶鞋，鞋底磨得薄了，走路时脚跟先着地，步子很碎，身体微微前倾，像个在码头上扛活的挑夫。但挑夫不会在军统局门口的电线杆下站二十分钟，也不会在郑耀先从八办出来之后沿城墙根跟了他整整两条街。更不会在跟到朝天门码头时假装蹲下来系鞋带，蹲下去之后却把两只眼睛牢牢地贴在他背后，一直盯到他进了军统局大门才站起来。
郑耀先是在去八办核对物资清单的路上发现这个人的。那天下午，他从军统局后门出来，沿民生路往西走。走到临江门岔路口时，他习惯性地借着转弯的机会往身后扫了一眼——这个习惯是他刚到重庆时养成的。上海沦陷之后他从敌占区撤回来，有一段时间总觉得身后有人，后来发现那不是幻觉，是老吴的人。从那以后他就养成了每次转弯都借机看一眼身后的习惯。鸭舌帽在街对面，离他大概四十步，正低头看路边一个卖纸烟的小摊。小摊上摆着几排廉价香烟和火柴，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用一把蒲扇赶苍蝇。鸭舌帽拿起一包香烟看了看，又放下了。郑耀先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拿起香烟时很稳，手背上有几道浅色的疤痕，不像常年扛活的挑夫手上那种厚茧和裂口。他记住这张脸了——下巴很尖，颧骨上有颗黑痣，左边眉梢有一道浅浅的疤，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后愈合留下的。
他没有停步，继续往八办方向走。心里在转着几个问题：这个人是新换上来接替老魏的？不对，老吴换人不会不通知他——外围监视小组的人事变动按程序要经过行动处备案，哪怕只是换一个便衣。如果是老吴换了人，赵简之那边早该收到通知了。是毛人凤那边加派的？内部排查组最近在调阅山茶花案所有原始记录，毛人凤在排查期间加派一组外围监视，这种操作符合他的习惯——他不信任老吴的判断，所以要亲自盯。但排查组的监视范围通常只限军统局内部，不会延伸到八办附近。如果是毛人凤的人，他没有必要在八办门口撤掉。军统便衣在重庆哪条街上不能站？八办的岗哨见了军统便衣只会当没看见，各司其职，互相不招惹。这个人撤掉，是因为他不想被八办的人记住他的脸。
进八办之后，他照常和韩冰核对物资清单，照常把话题限制在战局和公务范围内，照常签字、归档、告辞。韩冰指出长衡会战物资调配计划里有一处数目和上次核对不一致，他翻出底单比对后发现是抄录时的笔误，当场修正。从八办出来时，他特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和岗哨聊了两句天气——“今天比昨天还热，江边一点风都没有。”岗哨是个老兵，姓刘，从八办成立就在这儿站岗，认识郑耀先。老刘笑着说：“郑长官你这是刚从鄂西回来那会儿晒黑的还没褪。”郑耀先递给他一根烟，就着岗哨的火柴点了火。余光里，街对面的茶馆门口，鸭舌帽已经不见了。郑耀先把烟抽完，和老刘道了别，迈开步子往回走。
从八办回军统局的路上，他在炭坝子巷拐弯时又扫了一眼身后。鸭舌帽又出现了。这次他换了一件深蓝色短褂，原来的灰布短褂变成了一件对襟盘扣的旧衫，肩上多了一根扁担，挑着两筐青菜。青菜上还带着水珠，像是刚从菜市上买的。郑耀先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扁担是竹子做的，两头包着铁皮，铁皮上有一层暗红色的铁锈。他换装的动作相当熟练——灰布短褂反过来穿就是深蓝色，扁担和菜筐可能是事先藏在巷子里某个角落的，他在那个角落停了一下，弯下腰，再站起来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但颧骨上那颗黑痣和眉梢那道疤出卖了他。
郑耀先没有加快脚步，没有回头看第二眼。他只是和平时一样，不快不慢地走回军统局。进大门时他还和传达室的老张头打了个招呼，说“这天闷得厉害，怕是要下雨”。老张头抬头看了看天，说“下不来，云不够厚”。郑耀先笑了笑，上了楼。关上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开灯。走到窗前，隔着窗帘的缝隙往院子里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