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坐在军统局本部行动处的指挥室里，面前摊着那张画满了圈和线的二号小组关系网全图。窗外是重庆闷热的午后，梧桐树的叶子被太阳晒得卷了边，知了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蝉鸣一阵高过一阵，像是要把整栋楼都掀翻。指挥室里没有风扇，空气又闷又湿，墙上挂着的时钟指针一格一格地跳着，每跳一格都像是在敲人的太阳穴。桌上放着一部电话机和一盏已经凉透了的茶，茶面上浮着一层细碎的茶叶末子。
赵简之在三点整准时打来第一个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很清晰，背景里隐约能听到清心茶社里茶杯碰撞的声响和街上的叫卖声。“金哥，我已就位。清心茶社正门，两个人。后门已经有人守住，老周蹲在后门对面的烧饼铺门口，假装买烧饼。刘掌柜在柜台后面擦茶碗，灰衣人刚进去，坐在老位置——靠里那张背靠墙、面朝门的桌子。茶馆里还有两个客人，一个在下棋，一个在看报，都是熟面孔，我前几天盯梢时见过。”郑耀先对着话筒说了一句“按计划行动，注意观察，不要提前暴露”，挂掉电话，在记录本上写下：清心茶社，赵简之，就位。
第二个电话是老李从顺兴茶社打来的。他用的是茶社对面杂货铺的公用电话，话筒里能听见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他扮成茶客坐在靠门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一壶龙井，烟灰缸里戳着几个烟头。“灰衣人还没到。孟裁缝刚到，坐在靠里那张桌子上，布袋搁在桌上。掌柜的在吧台后面算账。茶社里人不多，除了我和她，只有两个不认识的散客，一个坐在窗边看报，一个在角落里打盹。”郑耀先把“顺兴茶社，老李，就位”也记在纸上。他看了一眼时钟——三点十五分。还有四十五分钟。这四十五分钟比任何一次蹲守都更难熬——蹲守时至少可以调整位置、转移视线，现在所有人都必须在预定点位上一动不动，等待指针走到四点整。
水巷子十七号的人就位。山田洋行的人就位。胡德才住处的人就位。五个点全部按时到位，各组的电话每隔一会儿就打进来报告一次进展，郑耀先的声音始终平稳得像一面石墙，每一个指令都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知道了”、“继续等”、“按原计划”。
三点五十分，赵简之又打来电话。他的声音依然压低着，但语气比刚才紧了一些，语速也比之前快。“金哥，有个突发情况。茶馆里那两个下棋的客人走了，但进来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四十岁左右，脸生，不是这条巷子里的熟面孔。他不点茶，只是干坐着，坐在灰衣人对面的桌子上。我注意了他几分钟——他进门时扫了一眼茶馆里的所有人，然后才坐下。坐下之后什么都没干，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偶尔往窗外看一眼。我怀疑是二号小组的外围暗哨。”郑耀先问这人身上有没有带武器，赵简之说没看到明显的枪柄，但他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口袋鼓着，看不出是什么。左手放在桌上，握着一个打火机，不停地转，转几圈停下来，再转几圈——那动作不像是紧张，更像是某种信号。郑耀先沉默了几秒钟。如果那人是暗哨，说明二号小组对清心茶社的监控比预想的更严密——刘掌柜在柜台后面只是一个点，他们还在外围设了观察哨。如果那个打火机不只是打火机，而是一种信号道具——旋转表示安全，平放表示危险——那他在四点整之前就可能发现巷口和巷尾的便衣，提前发出警报。但抓捕时间已经定在四点整，提前动手会打破同时收网的同步性。他在心里把两种风险迅速权衡了一下，然后下令：“按原计划不变。他是不是暗哨，四点整就知道了。你从正门冲进去的时候先控制灰衣人和刘掌柜，那个人如果不反抗就不要碰他，反抗就一同拿下。注意他手里的打火机——如果他拿起来往窗外扔或者往地上摔，先制住他的手。”
三点五十五分，老李的电话也来了，汇报了一个同样令人意外的变化：孟裁缝提前站起了身。她平时都在灰衣人到了之后才开始交接布袋——灰衣人坐在她对面，两个人有时说几句话，有时什么都不说，喝完一杯茶之后灰衣人起身，顺手把她留在桌上的布袋拿走。但今天她似乎不等他了。她把布袋放在桌上，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旗袍下摆，付了茶钱，拿着布包准备往门口走。老李的声音压到了极低，话筒几乎贴着嘴唇：“她不像发现了什么，但她今天的节奏和平时不一样——她在顺兴茶社只坐了不到十分钟，平时她至少坐一刻钟。她不等灰衣人到就要走了。”
郑耀先的手指在话筒上收紧了一瞬。孟裁缝不等灰衣人到就提前离开，意味着今天顺兴茶社的交接口岸可能临时变更了——要么孟裁缝感觉到了什么，要么二号小组出于某种原因改变了交接顺序，让孟裁缝把布袋留在桌上就离开，灰衣人到了之后自己取走。如果是第一种，说明二号小组的内部警觉度比他们评估的更高，某个环节可能已经走漏了风声。如果是第二种，灰衣人还没到，布袋就搁在桌上无人看守，等灰衣人到的时候布袋可能已经被其他茶客顺手拿走或者被茶社伙计收拾掉——不管是哪种情况，物证都会丢失，顺兴茶社的抓捕将失去最关键的证据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