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正式的谈判，是联络感情的那种。军调处全称是“军事调处执行部”，是去年国共双方在美国调停下成立的一个联合机构，表面上是协调双方军事行动的，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个摆设。但摆设也有摆设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场合，让本不该见面的人可以光明正大地见面。中方代表、美方观察员、军统的人、中统的人、八办的人，都接到了帖子。事后任何人问起来，都是“军调处请客，不去不合适”。
地点在枇杷山戴笠的一栋别墅里。别墅不大，白墙青瓦，中西合璧的风格，据说是抗战前一个四川军阀买来金屋藏娇的，后来辗转到了军统手里。院子里两棵银杏树，四月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在夜风里轻轻晃着。树下停着几辆福特轿车和军用吉普，车牌被泥浆糊了一半，看不清归属单位。门口站着两个便衣，穿着灰布长衫，但腰板挺得笔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行动处的人。客厅很大，能摆下四五张圆桌，靠墙的长桌上铺着白桌布，上面放着茶点、水果和几瓶美国威士忌。威士忌是军调处美方代表团带来的，瓶子上印着洋文，标签上画着一只火鸡。留声机里放着周璇的歌，尖尖细细的嗓子从喇叭里飘出来，在满屋子烟味和洋酒味里显得有些不搭调。灯光是暖黄色的，从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洒下来，照在人们的脸上，把所有人的表情都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郑耀先到的时候，客厅里已经来了二三十号人。男人们穿着中山装或军装，女人们穿着旗袍或西式套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威士忌倒在玻璃杯里，加了冰块——冰是从美军那边弄来的，用军需卡车运到重庆，在四月的山城算稀罕物。冰块在玻璃杯里叮叮当当地响着，有人端着杯子在人群里走动，有人靠在窗边跟美军观察员用半通不通的英语比划着聊天。几个美军军官穿着卡其布夏季制服，领口敞着，袖子卷到手肘以上，露出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小臂。他们笑得很大声，牙齿很白，手里总是握着酒杯。角落里几个军官在哄笑，大概是说了什么笑话——其中一个胖胖的中校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拱手作揖，旁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空气里混着洋酒的甜味、烟味和窗台上不知什么花的香气，还有一种隐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感——虽然大家都端着酒杯，但没有人真正放松。每个人都在看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别人看。
郑耀先端了一杯酒，站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喝着。他今天穿着军装，肩章上的上校星徽在灯光下反着微光。军装的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腰带扎得很紧，在满屋子解开领扣、松了腰带的人中间显得格外板正。他不喜欢这种场合——满屋子的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笑容挂在脸上像一张纸糊的面具。但他知道这种场合的重要性。在重庆，真正的情报从来不是在办公室里传递的，是在酒桌上、牌桌上、舞会上、电影院的黑暗里。这个酒会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角色，而他今天的任务是观察。观察韩冰。
徐百川站在他旁边，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在指间转来转去。他的中山装是深灰色的，领口也扣得严严实实，但姿态比郑耀先松弛得多——一条胳膊搭在窗台上，半个身子靠着窗框，看起来像个懒得应酬的老油条。但郑耀先知道，徐百川的眼睛一直在动。那双眼睛在满屋子人身上扫来扫去，不快不慢，像是在看，又像是在记。
“老吴也来了。”徐百川用下巴朝门口的方向点了点。“跟着美军观察组的人一起进来的。说是来‘联络感情’，眼睛一直在扫场子。你看看他，端着那么小一杯茶，站的地方视野能收进来大半个客厅。这哪里是来喝酒的。”
郑耀先往门口扫了一眼。老吴穿着一件灰布中山装，端着一杯茶——他不喝酒，在这种场合端着一杯茶显得格格不入。他站在门边，脸上带着那个职业性的笑容——嘴角微微上翘，恰到好处地露出一点礼貌和一点距离。目光在人群里慢慢地移动着，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一把刷子把整个客厅刷了一遍。刷到郑耀先时，停了一拍，然后移开了。那目光不重，但很稳，像一把尺子，从头量到脚。
“他不光是来联络感情的。”郑耀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威士忌很烈，带着一股橡木桶的烟熏味，入喉之后有微微的灼烧感。他不喜欢洋酒，但今晚需要酒精来放松面部表情。“美军观察组最近在评估国共两军的实际控制区域。美国人想在战后分利益，先要把谁占了多少地盘搞清楚。戴老板让情报处提供数据，也想知道八办这边对美方评估的态度。两边都在争取美国人的倾斜。老吴今天过来，明面上是陪美军观察组，暗里是盯场子里每一个跟八办搭过话的人。”
“那你今天是来被盯的？”
“我是来喝酒的。”郑耀先把酒杯放在窗台上。他是来找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