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查得严。城门洞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商队的骆驼、赶脚的骡马、推车的农夫、牵着孩子的妇人，挤在一起，在十一月阴冷的风里缩着脖子。城门校尉带着十几个士兵，逐人盘查，连商队的驮囊都要掀开看。
封常清上一次从这里进城，是四年前。那时候春明门大敞着，守城的士兵靠在墙根晒太阳，连看都不看行人一眼。一个胡商牵着一匹骆驼从他身边走过去，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铜铃叮叮当当响了一路，没有人拦住问一句。
现在铜铃不响了。不是没有人带铜铃，是不敢。城门口太安静了，安静得连咳嗽声都显得刺耳。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连孩子都被大人捂住嘴，不让他们发出声音。
轮到封常清的时候，他翻身下马。左腿落地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轻响——不是疼，是僵。六十六天的路，六十六天没好好歇过，膝盖里的骨头像是生了锈，每动一下都咯吱咯吱的。
校尉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的拐杖。
“符牒。”
封常清从袖子里掏出那份诏书。校尉接过去，没有打开，先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处的印章。印泥已经干了，颜色暗沉，但他看得很仔细，拇指在印章上摩挲了一下，像是在确认那不是伪造的。
封常清看着他摩挲印章的动作。那双手不像是守城门的。手指粗短，指节突出，虎口有厚茧——那是长期握刀柄磨出来的。
“从安西来的？”校尉问。
“是。”
“走了多久？”
“六十六天。”
校尉把诏书还给他，没有再问。他的目光从封常清的拐杖移到他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侧身让开了。
封常清把诏书塞回袖子，翻身上马。左腿跨过马鞍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这次比刚才更响，旁边一个牵着孩子的妇人听见了，低下头看了看他的腿，又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了。
他夹了一下马腹，进了城。
康摩质牵着驮马跟在后面，经过校尉身边的时候，听见他小声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安西节度使。”旁边的人“哦”了一声，没有下文。
春明门内是东市。
封常清上一次来，东市的空气是混浊的——香料、烤肉、马粪、汗水、胭脂、药材、皮革，几十种气味搅在一起，浓得化不开。那种气味不是臭，是“满”。满到你觉得这座城市是活的，在呼吸，在出汗，在拼命地活着。
现在的空气是另一种气味。
他勒住马，停在街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炭烟。大量的炭烟。不是炊烟，是取暖用的木炭烧出来的烟，呛人，干涩，像有人在他的喉咙里塞了一把沙子。混在炭烟里的，是一股若有若无的酸腐味——烂菜叶、馊水、发了霉的麻袋。这些气味以前也有，但被更浓的香料和烤肉味盖住了。现在香料和烤肉的气味淡了，它们就浮了上来，像水底的淤泥被搅起来，再也沉不下去。
封常清在马背上坐了一会儿，让那些气味进入他的鼻腔、喉咙、肺。他在西域待了二十年，习惯了干燥的、带着沙子和雪水味道的空气。长安的空气是湿的、沉的，吸进去像喝了一口凉水，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康摩质从后面跟上来，也吸了吸鼻子。
“阿郎，什么味儿？”
“长安味儿。”封常清说。
他没有解释。
他继续往前走。拐杖挂在马鞍上，一晃一晃的。街上的人不多，但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会看他一眼。不是恶意的看，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看——看他的拐杖，看他的旧袍子，看他脸上的风沙痕迹。那些目光落在他身上，像雨滴打在石板上，不疼，但密密麻麻的，让人不舒服。
他把披风裹紧了一些，遮住了拐杖。
不是怕被人看。是不想解释。
从东市到崇仁坊，要经过十字街。
四年前，十字街是长安最吵的地方。车马的铃铛、商贩的叫卖、胡人的吆喝、孩子的哭闹、驴子的嘶鸣，几十种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你站在街边，耳朵里全是声音，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嗡嗡地响。
现在十字街很安静。
安静得不正常。
封常清勒住马，听了一会儿。
钟声。远处大明宫的钟声，沉沉的，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用锤子敲地。脚步声。几队穿着黑衣的差役从街角走过去，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整齐的、沉闷的声响，啪，啪，啪，像一个人的脚步声被复制了几十遍。风声。十一月的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店铺门口的竹帘哗啦啦地响。
没有叫卖声。没有讨价还价声。没有孩子的笑声。
封常清记得四年前，十字街的拐角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嗓门大得像打雷，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他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