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账册，脸色很难看。不是那种生气的难看，是那种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想忍又忍不住的难看。他把账册放在封常清面前，翻开其中一页，用手指点着上面的数字，指节泛白。
“封节度使，你看看这个。”
封常清正在批阅北庭的秋防文书，闻言放下笔，把账册拉过来，顺着岑参的手指看过去。
那是一份驿马使用记录。安西都护府所属驿站，上个月的驿马出勤情况，逐日登记，清清楚楚。封常清看了几行，眉头皱了起来，又看了几行，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把账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合上，放在桌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军情驿马，这个月被占用了多少次？”他问。
岑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他自己整理的数据。“十七次。其中七次是长安来的敕使占用，五次是杨国忠的私人信使，三次是途经北庭的朝官，两次是——”他停顿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
“是谁？”封常清问。
“安禄山的信使。”
封常清的手指停住了。
“安禄山的信使，用我安西的驿马？”他的声音不大，但那语气让岑参的后背一凉。
“账上是这么记的。”岑参说，“上个月十二日，安禄山麾下一个叫刘骆谷的人，从长安出发前往范阳，途经北庭，在驿站换了三匹马。理由是‘紧急军情’。但据驿站的人说，那三匹马是给他随行的两个女人骑的，他自己骑的是另外一匹。”
封常清沉默了。
他拿起那本账册，又翻了一遍，翻到岑参指出的那几页，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看了一遍。有些字迹潦草，有些字迹工整，但内容都一样：驿马被占用，理由五花八门——敕使、军情、朝命、公差——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有人把边军的战马，当成了自家的驴。
“还有更过分的。”岑参又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上个月二十日，杨国忠的一个门客从长安去庭州，沿途换了六匹马，每匹骑了不到五十里就扔给驿站，说是‘马腿瘸了，换一匹好的’。驿站的人不敢不给。那六匹马里有三匹是军情专用快马，日行五百里的那种，被他骑了五十里就换了，换下来的马根本没有毛病，就是嫌跑得不够快。”
封常清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没有说话。
岑参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封节度使，这不是小事。驿马是军情的命脉。边疆的烽燧、驿道、驿站，是一整套传信系统，哪一环出了问题，敌情就可能迟报一天，甚至更久。一天的时间，吐蕃人能从且末河谷杀到龟兹城下。我们辛辛苦苦修烽燧、屯田地、练新兵，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敌情来的时候能顶得住。可现在呢？敌情没来，驿马先被这些人的屁股坐坏了。等敌情真的来了，我们拿什么传信？”
他说完了，胸口起伏着，脸涨得通红。
封常清看着他，等他喘匀了气，才开口：“说完了？”
岑参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说完了就坐下。”
岑参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还是坐下了。
封常清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茶碗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响。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判官厅里格外清晰。
“你说得都对，”封常清说，“但光说是没用的。”
他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舆图前面。舆图上标着安西、北庭两镇的每一条驿道、每一座驿站、每一处烽燧。他用手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记，从龟兹开始，一路往东，经过焉耆、高昌、伊吾，一直延伸到玉门关。
“安西的驿道，全长三千七百里，设大驿三十八座，小驿七十二座。每座大驿配驿马四十匹，小驿配驿马二十匹。这是开元年间定的规矩。但到了天宝年间，情况变了。朝廷用度吃紧，驿马的配额一减再减。现在大驿只有二十匹马，小驿只有十匹。有些偏远的驿站，连十匹都凑不齐。”
他转过身，看着岑参。
“驿马本来就少，还要被人占用。占用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就三个字——‘惹不起’。敕使惹不起，杨国忠惹不起，安禄山也惹不起。驿站的人不敢拦，也不敢报。报了，得罪人；不报，违了军法。两头受气。”
岑参站起来，走到舆图前，看着那些标记。“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不能算。”封常清说，“但也不能硬来。硬来，得罪的人太多，这些人加起来，能让我们在安西待不下去。可软来，又解决不了问题。”
他拄着拐杖，在判官厅里慢慢踱步。拐杖戳在地砖上，笃，笃，笃，像钟摆一样有节奏。岑参看着他的背影，等他说话。
“写一道令，”封常清停下来，“从今天起，安西、北庭两镇所属驿站，凡非军情占用驿马者，无论何人，一律扣马罚金。敕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