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出北京站的时候，祁同伟靠着窗户，看着窗外缓缓后退的城市。田野、村庄、山丘，一一从眼前掠过。三个小时后，火车停在了金州站。
金州不大，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地级市。站前广场上停着几辆公交车和一大堆三轮车，空气里弥漫着煤炭燃烧的味道。祁同伟拎着行李走出车站，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最高检祁同伟”。
他走过去。“我就是祁同伟。”
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咧嘴笑了。“我是金州市检察院的小王，王建国。孙检让我来接您。车在外面，这边请。”
车是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白色，车身上印着“检察”两个字。王建国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祁同伟一眼。“祁助理，您看起来真年轻。今年多大？”“二十三。”“二十三就到最高检了，厉害。”祁同伟没有接话，看着窗外。金州的街道不宽，两旁的建筑大多是灰色的，有些老旧。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从车旁经过。
“孙检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您多担待。”王建国说，“但他心不坏。我们院里的同志都怕他，但也服他。”
“他干了多少年了？”“孙检？在金州干了十二年，之前在省院干了八年，加起来二十年了。”二十年，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祁同伟在心里记下了这个信息。
金州市检察院是一栋五层的灰色楼房，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卫室坐着一个老大爷。王建国把车停在院子里，领着祁同伟上了三楼。走廊尽头是检察长办公室，门开着。
孙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五十出头，国字脸，浓眉，头发剃得很短，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正拿着一个搪瓷缸子喝水。看见祁同伟进来，他放下缸子，站起来，伸出手。“祁同伟？欢迎。”
祁同伟握住他的手。手掌宽厚，粗糙，有茧子，握力很大。“孙检，您好。”
孙建国松开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坐。喝茶吗？”“喝。”
孙建国给他倒了一杯茶，搪瓷缸子，里面泡的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祁同伟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回甘。“赵德明给我打过电话了。”孙建国靠回椅背，“他说你是个有本事的年轻人，让我多磨磨你。”
“赵厅过奖了。”
“不是过奖。赵德明那个人，我认识他十五年，他从来没夸过任何人。你是第一个。”孙建国盯着他的眼睛，“所以我对你期望很高。别让我失望。”
祁同伟放下缸子。“不会的，孙检。”
孙建国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你这半年的工作安排。前两个月，你先熟悉情况，跟着老检察官办案子。后四个月，你独立承办案件。每办完一个案子，写一份总结报告，我亲自看。”
祁同伟接过文件。“好。”
“你的办公室在二楼，跟老李一间屋。老李叫李建国，是我们院的资深检察官，干了二十三年。你跟着他，多学。”孙建国顿了顿，“还有，院里的人都叫我老孙，你也这么叫。别叫孙检，听着生分。”
祁同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老孙。”
孙建国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行，去吧。老李在二楼，你去找他。”
祁同伟站起来，鞠了个躬，转身走出办公室。
二楼，李建国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份卷宗。他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手指上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快掉了。
祁同伟敲了敲门。“李老师？我是祁同伟，最高检下来锻炼的。”
李建国抬起头，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进来坐。”祁同伟在他对面坐下。李建国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把卷宗合上。“老孙跟我说了，让我带你。你以前在哪儿干过？”“汉东省高院刑一庭，实习了一年多。”“跟谁？”“陈建国庭长。”
李建国挑了挑眉。“陈建国？我认识他。十几年前一起开过会。那个人，办了一辈子案子，没出过差错。”他看着祁同伟，“他带你，说明你底子不错。但基层和省高院不一样。省高院办的是二审和再审，基层办的是最原始的案件。你面对的可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人，他们的陈述可能颠三倒四，但你要从那些颠三倒四的话里找出真相。”
“我明白。”
“光明白不行，得会干。”李建国站起来，“走，跟我去看守所。有个案子要提审。”
去看守所的路上，李建国开着院里那辆半新的面包车。祁同伟坐在副驾驶，翻着卷宗。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金州市郊一个村的农民，因为宅基地纠纷打了起来，嫌疑人用铁锹把被害人打成了轻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嫌疑人不认罪。
“他为什么不认罪？”祁同伟问。
“他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