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带着张松一家刚出长兴坊的坊门，就看见谢临蹲在巷口的槐树下，嘴里叼着一根草茎，手里捏着一把铜钱，正在跟一个卖梨的小贩讨价还价。
他看见沈砚出来，丢了两枚铜钱给小贩，拎起三个梨走过来，一人塞了一个。红袖接过去咬了一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嚼得很快。
十二没接梨。她站在巷口转角处，面朝街面，用身体挡住张松老婆和孩子的身影。
她的位置刚好能让任何从街东头过来的人先经过她的视线，而她在对方看见张松一家之前就能发出警告。
谢临咬着梨，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地方找好了。永阳坊南面有个废园子，早年间是哪个官员的别业，败了之后没人管，园子里有几间没塌完的厢房，遮风挡雨没问题。周围半里地没有住户，安全。”
“远不远？”沈砚问。
“从这儿过去，走快些小半个时辰。”谢临把梨核扔到路边，用脚碾进泥里，“但得分散着走。街面上多了几个人看不出来，但张松的老婆背着孩子，目标太大。”
沈砚点了点头，走到张松身边，压低声音说了路线和集合地点。张松听完，没多问，把老婆背上的孩子解下来，抱在怀里，另一只手牵着老婆，像是一个普通的长安男人带着妻儿去赶集。
“你先走。”沈砚说，“我们跟在后面，隔两条街。”
张松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抱着孩子走了。他老婆跟在他身后，低着头，走得很快，但步子不乱。
沈砚注意到这个女人的脚，她穿的是一双半旧的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但走路的姿态很稳，脚跟先着地，脚尖最后离地，每一步的间距几乎一样。这是练过武的人才会有的步态。
他没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事。
四个人分成两组。谢临和红袖走在张松一家后面约两百步，沈砚和十二再往后两百步。
穿过长兴坊往南走的路上，沈砚看到了三张通缉令。第一张贴在长兴坊南门的告示栏上，第二张贴在永阳坊北墙的布告板上，第三张，被人撕了一半，只剩下一角，贴在土地庙的墙上，风把那角纸吹得啪啪作响。
三张通缉令上的画像都不太像。画师大概是凭着描述画的，沈砚的画像下巴太方，十二的画像眼睛太大，谢临的被画成了一个络腮胡子，红袖的最离谱，画像上的女人长着一张圆脸，而红袖是标准的鹅蛋脸。
如果不是名字写对了，走在街上根本没人会对得上号。
红袖经过那张被撕了一半的通缉令时，侧头看了一眼，嘴角微微抽了一下。谢临走在她前面，没看见，但沈砚在后面看见了，他知道红袖那一下不是害怕，是觉得被画丑了。
废园子在永阳坊南面一片杂树林的后面，围墙塌了大半，院门上连门板都没了，只剩下一个青石门框，门楣上刻着“竹隐园”三个字，字迹被风雨剥蚀得几乎看不清。
园子里面杂草丛生，一条碎石铺的小径被野草淹没了大半，走上去脚下软绵绵的，像是踩在厚厚的地毯上。
厢房在园子最深处，一共三间，一字排开。房顶的瓦片缺了不少，但梁架还结实，门板也没有烂透。谢临已经提前收拾过了，把地上的枯叶和鸟粪扫了，把碎掉的窗户纸用布条糊上了，还在每间房的角落里点了驱虫的艾草，青烟袅袅的，呛得人想打喷嚏。
张松的老婆把包袱放在地上，从里面抽出一块半旧的褥子铺在墙角，把孩子放在褥子上。孩子早就睡着了，一路上没哭没闹，安安静静的。
张松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园子里疯长的野草和破败的亭台，忽然说了一句：“朱雀以前说过，他不喜欢在正经衙门里谈事情。他说衙门里的墙有耳朵，椅子有嘴巴。要谈事，就得找这种地方。”
沈砚在厢房的窗台上坐下来，背靠着窗框，面朝门口。这个位置能让他看到门外的小径和远处倒塌的院墙，任何接近的人都会先经过他的视线。
他的怀里揣着那张写有五个名字的纸，路上他已经把五个人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他把纸拿出来，摊在膝盖上。
“刘成，赵不尤，周怀义，孙孝先，李成信。”他念了一遍，声音不大。
五个人里，四个是普通文吏，只有李成信一个人能直接接触到印章。但这五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沈砚指着名单上的每个人名后面的小字，“五个人都是北境籍贯，但不是同一个地方的。刘成是怀远人，赵不尤是大同人，周怀义是云中人，孙孝先是单于都护府人，李成信是狼山隘口人。”
谢临正在擦刀，听见“狼山隘口”四个字，手停了。
张松的左膝又颤了一下。
狼山隘口。张松当年以一人之力挡了叛军七骑的地方。那个地方偏远，荒凉，整个隘口附近没有几个村子，户籍人口不足百户。从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