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衝的，就是红星厂在本地最稳定、合作时间也最长的老客户——周德明的水泵厂。
一天下午，周德明骑著那辆二八大槓，悄悄来到了红星厂，没去车间，直接钻进了陈厂长的办公室，脸上带著显而易见的尷尬和无奈。
“老陈，为民，实在对不住……”周德明搓著手，开门见山，声音压得很低，“下个季度的泵壳、叶轮这些铸件……恐怕，恐怕不能从你们这儿拿了。”
陈厂长心里一沉：“老周，这是为啥？咱们合作一直挺好，价格、质量、交货，都没出过岔子啊！”
“我知道，我知道！”周德明连连点头，一脸苦相，“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这边……唉，县里轻工局和工业局的领导，前后脚都派人来打过招呼了。话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白：现在县里重点扶持县铸造厂扭亏，要求县属企业和有条件的集体企业『互相支持』『优先考虑本县產品』。我们水泵厂是主要客户是县里，这……这顶不住啊！”
他看了眼门外，声音更低了：“那边的人也来找过我，给的报价……比你们略低一点。当然，质量我得看了样品再说。但关键是，领导发了话，这……这不仅仅是生意的事了。老陈，为民，你们理解我的难处……”
陆为民沉默地听著，心里明白，这就是县铸造厂“三板斧”中最实实在在的一斧——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
在85、86年，计划经济的余威尚在，行政命令对企业，尤其是集体企业和部分国营单位，依然有著强大的影响力。
周德明有他的无奈，县铸造厂则精准地利用了这一点。
“周厂长，我们理解。”陆为民开口，语气平静，没有埋怨，“生意归生意，难处归难处。您能亲自来一趟说清楚，我们记您的情。以后如果那边供货有什么问题，或者有用得著我们红星厂的地方，您隨时开口。”
周德明如蒙大赦，又说了好些抱歉的话，才匆匆离去。
他没有好意思去跟老陆说，实在是他也没脸去说。
可是为了让这个刚有起色的小厂生存下去，他也只能这么办。
看著他略显佝僂的背影，陈厂长一拳砸在桌子上，脸色铁青：“他妈的！这是明抢！什么『互相支持』，就是欺负咱们是乡镇企业，没靠山！”
几乎与此同时，张建军也气呼呼地回来了。他们这几天按照陆为民的安排，专门跑本县和邻县那些之前有合作或有意向的小建筑队、私人包工头。
带回来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
“有好几个之前说考虑考虑的工头，现在都改口了，要么说再等等，要么直接说县铸造厂的人也找过他们，价格差不多，但人家是『国营厂』，听著放心。”张建军愤愤道。
他端起桌子上的茶缸，一口喝了半缸子水，接著道，“还有个更气人的！县东头那个包工头老韩，本来都差不多要订一批直角扣了，今天突然变卦，说县铸造厂的人承诺，只要他用他们的扣件，以后接县里、县里的小工程，他们可以帮忙『说说话』。这他妈不是赤裸裸的勾搭吗？”
坏消息接踵而至。
镇农机站谭技术员也私下传话，说以后一些普通的、量大的农机配件，站里可能也得优先考虑向县铸造厂採购，“这是上面的意思”。
甚至连红星厂门口摆摊修自行车的老头都听人说，县铸造厂现在“红火得很”，“公家的订单都接不过来”。
一时间，红星厂在本地和周边最熟悉、最直接的市场上，仿佛被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订单肉眼可见地流失，空气中瀰漫著一种“县里大厂要收拾小厂”的压抑氛围。
陈厂长和会计老周看著略显冷清的订单登记本，眉头紧锁。
这一下红星厂少了近1/4的订单。
县铸造厂“三个月打回原形”的狂言，似乎正在以一种並不炫目、却极为扎实的方式推进——挤压你的生存空间，让你慢慢窒息。
然而，就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中，红星厂內部却並没有慌乱。
炉火依然在烧，车间依然忙碌，因为省建的首批两万扣件正在最后的生產检验关头，容不得半点分心。
更重要的是，陆为民和张建军这条“外线”，传来了不一样的消息。
就在周德明离开的第五天下午，风尘僕僕的陆为民和张建军回到了厂里。两人脸上带著倦色，但眼神明亮。
张建军一进办公室，就迫不及待地从那个鼓鼓囊囊的旧人造革包里，掏出好几张皱巴巴但盖著红章的合同或意向书，拍在桌上。
“厂长！陈叔！咱们这趟没白跑！”张建军声音有些沙哑，但透著兴奋，“湖州县建筑公司，签了五百个直角扣的试订单，说好用下次接著订！长水县水利局维修队，要两百套各种规格的，现钱！隔壁省临水县的一个私人建筑队，包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