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步，竟然就这么成了！

    两人几乎是跑著去了財务科，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般，郑重地將十五块钱交给出纳，换回一张盖著红印的收据。

    然后又衝进昏暗的仓库，精心挑选了两百来斤品相最好、磨损最小的轴承，吭哧吭哧地用板车把它们搬到了早就找好的、厂区角落一个废弃的工具棚里暂存。

    接下来的日子，陆为民的生活节奏快得像上了发条。

    工厂下班的铃声一响，他就第一个衝出车间，骑上自行车直奔小姑父家。那个低矮的偏厦里，昏黄的灯泡下，瀰漫著浓重的煤油和金属腥锈的气味。他和小姑父赵海分工协作，拆解、用煤油仔细清洗每一个零件、用小锤和冲子更换破损的密封圈、检查滚珠和轨道、然后用牛油枪仔细地注入新的润滑脂……汗水顺著额角滴落在冰冷的轴承上，很快形成深色的印记。

    两人都闷头干活，很少说话，只有工具碰撞的叮噹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但都干得格外投入起劲。

    期间，两个十来岁的堂弟好奇地扒在门框边探头探脑，想进来帮忙，被小姑父虎著脸轰走了：“去去去！看什么热闹！回屋写你们的作业去！將来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得像你爸你哥一样，出这身臭力气！”小姑父赵海自己吃了文化不高的亏，所以对两个儿子的学习抓得极紧，把“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全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

    这种眼光，与陆为民家里那种“反正能接班当工人，饿不死就行”的普遍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陆为民心里清楚，正是这种重视，让小姑一家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相对平稳地度过了难关。

    休息的间隙，小姑父用棉纱擦著手上的油污，隨口问：“为民，这些轴承收拾好了，你打算往哪儿卖？”

    陆为民拧紧最后一颗润滑脂嘴，答道：“我打听过了，江对面张家巷镇有家乡镇农机厂，听说效益不咋地，正缺便宜配件。我打算先去那儿碰碰运气。”

    “嗯，”小姑父点点头，用行家的口吻说，“他们那种小厂，计划內的指標少，正品新轴承又贵又难买，你这翻新的，价格合適的话，应该正对他们的路子。”

    第一个周末，二十多个轴承经过彻底的翻新，虽然外壳上还带著无法消除的使用痕跡和划痕，但一个个转动起来顺滑无声，泛著保养良好的金属光泽。

    陆为民像对待珍宝一样，用旧棉布和废报纸把它们仔细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

    第二天，他藉口家里有事，在张建军於三產公司打掩护下，坐上了清晨过江的渡轮。

    船舷破开浑浊的江水，江风带著水汽扑面而来。

    他在张家巷镇坑洼不平的街道上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藏在巷子深处、看起来颇为破败的“红星农机厂”。

    厂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眉头紧锁、穿著旧中山装的中年人，正为几台急需维修的脱粒机买不到合適的轴承而发愁。

    陆为民没有多废话，直接打开了挎包，拿出了几个翻新好的轴承样品。

    厂长將信將疑地拿在手里掂量、转动，又叫来厂里一位老师傅一起看。

    老师傅仔细检查后，点了点头：“东西是哈轴的底子，看这钢印，假不了。就是旧了点，但收拾得挺乾净。”厂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让老师傅现场装上了一台机器。

    合上电闸，机器先是发出一阵沉闷的摩擦声，隨即很快变得平稳，发出均匀有力的轰鸣声。

    厂长紧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开了，用力一拍大腿，声音都洪亮了几分：“好小子！你这轴承可以啊！跟新的也差不了多少！说吧，多少钱？”

    “新轴承市面价大概三块一个，我这个，只要一块五角钱。”陆为民报出了早已计算好的价格。

    “一块五角钱？太高了，这可都是旧的。”

    两人討教还价一番。

    最后陆为民报出来一个，“一元，成不成你给个痛快话，不行我就走了。”

    厂长眼睛一亮，这个价格比他预期的还要低，“成交！你手里这样的还有多少？我全要了！”最终，这第一批二十多个轴承，为陆为民带来了二十八块钱的“巨款”！相当於他將近一个月的工资了！

    揣著这摞厚厚的、带著体温的毛票，陆为民感觉脚下的步子都轻快了许多。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了在厂门口望眼欲穿的张建军。

    他把张建军拉到围墙的拐角，从那捲钱里数出两张最大面额的五块钱，塞到张建军手里：“建军，给！这是你应得的那份！”

    张建军看著手里这崭新的、仿佛还带著油墨香味的十块钱，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说话都结巴了：“为……为民……这……这么多？这才几天功夫啊……”他一个月工资加奖金也就三十多块钱，这十块钱，几乎顶得上他小半月的收入了！这钱来得太快，让他有点晕乎乎的，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