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清晨。
谣言，总比真相跑得更快。
尤其当它淬着毒，精准刺穿经济动荡下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起初，它只是集市湿滑的鱼摊边，主妇们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
是乡村礼堂斑驳的阴影下，男人们吸着辛辣的丁香烟时，沉重的摇头叹息。
内容荒诞得像一出劣质戏剧，却在匮乏与不安的土壤里疯狂滋长：
“听说了吗？国库空了，政府要没收所有银行存款，拿去还外国佬的债！”
“真的？我表兄在市政厅做事，听他长官也这么嘀咕……”
“真主啊！那是我攒了十年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还等什么？快去取出来！晚了就什么都没了！”
疑虑像霉菌，在潮湿闷热的空气里悄悄扩散。
最初只是几个将信将疑的人，揣着被汗水浸得发软的存折，脚步迟疑地走向街角那家绿色的国有银行分行。
他们或许只想确认，或许只想取出一点点现金，压在箱底，换来一夜安眠。
银行职员打着哈欠，带着官僚机构特有的迟缓办理业务，并未察觉异样。
但恐慌是一种能自我繁殖的病毒。
当第一个人攥着皱巴巴的卢比钞票，安然走出银行大门时，观望者的眼神变了。
“看，他取出来了！没事！”
低语变成了确信的宣告。
并未打消疑虑，反而让第二个、第三个人开始加入队伍，无形的焦虑便如野火般窜起，迅速吞噬了残存的理智。
人群开始聚集。
汗味、尘土味、廉价香皂味，与空气中愈发浓重的躁动不安混杂在一起。
队伍像有了生命般蠕动，膨胀，从柜台蜿蜒到门口，又蛇一样扭动着爬向烈日灼烧的街道。
“快点！轮到我了！”
“我要全部取出来！今天还能取吗？”
“会不会限额了？！”
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尖利。
银行经理额上冒出冷汗，试图安抚，声音却像投入沸水的雪花，瞬间消失无踪。
他冲向电话，手指颤抖着拨号。
第一天，疑虑发芽。
第二天，恐慌绽放。
经过一夜发酵，谣言在口耳相传中长出了狰狞的翅膀和獠牙：
“不是没收，是要强制换新钱！旧卢比统统变废纸！”
“只有国有大银行会这样！私人小银行安全！”
“今天下午三点，铁门一拉，谁也取不到了！”
荒诞的猜测被镀上“内幕消息”的金边，在拥挤的巴士，烟雾缭绕的茶馆，嘈杂的礼堂飞速流窜。
更多的人涌向银行。
不再是犹豫的试探，而是狂乱的冲锋。
家庭主妇怀抱啼哭的婴孩，老人颤巍巍拄着拐杖，小商贩扔下摊子，所有人都涌向那扇象征着“安全”的玻璃门。
推搡，叫骂。
有限的现金迅速告罄。
“今日现金已提完”的牌子，被粗暴地挂出。
这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成了点燃炸药桶的火星。
“他们骗人！想把我们的钱吞掉！”
“开门！强盗！政府的强盗！”
一块砖头飞起，砸向光洁的玻璃橱窗。
“哗啦——！”
那声清脆的爆裂，像是一个信号。
长期被通货膨胀压榨，对庞大体制积郁的不满与无助，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脆弱的突破口。
第三天，海啸登陆。
现代通讯的电流与传统的人际网络，将东爪哇的恐慌以惊人的速度辐射出去。
长途巴士司机成了谣言的信使，嘈杂的本地电台滚动播放着“部分银行遭遇挤兑，当局呼吁冷静”的苍白声明——这声明在民众听来，无异于承认。
在雅加达，衣着光鲜的白领们起初在午餐时，还戏谑地谈论着“乡下人的蠢事”。
但当天下午，他们自己也坐不住了。
电话响起，是老家亲戚带着哭腔的求证；
路过街边银行，看见那异常的长龙，心里那根名为“理性”的弦，“啪”地一声，断了。
下班后，西装革履的身影不再流向酒吧或咖啡馆，而是冲向最近的银行柜台。
很快，柜台前的长龙堵塞了人行道。
有限的几台ATM取款机因超限或现金耗尽，纷纷吐出印着“交易失败”的凭条。
人们转身，又涌向尚未拉下铁闸的银行网点。
霓虹灯下，一张张脸上写满了同一种仓皇。
棉兰、登巴萨、巴厘巴板……相似的情景，在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