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杨冬梅轻声说，“江伯伯是实在人。”
“我在部队待久了，不会说漂亮话。”江振华顿了顿，“但我爸说得对。我这一走，可能一两年，可能更久。西北……条件苦，离得远。你如果……”
他没说完，意思却明白。
杨冬梅停下脚步，抬起头看他。江振华也看著她，眼神清亮，坦坦荡荡，等著她的回答。
“我弟也是军人。”杨冬梅忽然说，“大姐夫、二姐夫、三姐都是，我爹以前也是。我知道军人的日子什么样。”
她没直接回答，但这话里的意思，江振华听懂了。
他眼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很快又沉下去，化作更深的沉稳。
“这个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
杨冬梅接过来，打开。里面是张照片——江振华穿著军装站在戈壁滩上，身后是连绵的雪山。照片背面写著一行字：“1965年秋，於喀喇崑崙。”
还有一本小小的笔记本，蓝色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照片是留个念想。”江振华说，“笔记本你备课也许用得著。”
杨冬梅摸著笔记本粗糙的封面，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个人，话不多，可做的事，件件实在。
“谢谢。”她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嗯。”江振华点头，“到了我给你写信。”
两人继续往前走。快到杨家胡同时，杨冬梅又停下：“江同志，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问。”
“西北……到底什么样？”
江振华沉默了一会儿。秋夜的风吹过，带著沁人的凉意。
“荒。”他说了一个字，顿了顿，“但乾净。天特別蓝，星星特別亮。夏天太阳毒，冬天风像刀子。可在那儿待久了，就觉得……心里也乾净了。”
他说得很简单，但杨冬梅听懂了。那是一种磨礪后的纯粹，像他打磨的那枚红五星。
到了院门口。杨冬梅转身：“我到了。”
江振华看著她，忽然抬手，敬了个军礼。还是那个乾净利落的动作，在路灯下，格外郑重。
“杨老师，再见。”
“再见，江同志。”
杨冬梅走进院子，关上院门。背靠著门板，她能听见门外江振华的脚步声，沉稳，有力，渐渐远去。
她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进堂屋。
屋里亮著灯。孙氏在纳鞋底，杨大河在看报，杨平安还没回来。五个孩子在西厢房背书，稚嫩的声音传过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杨冬梅在椅子上坐下，手里还攥著那个信封。
孙氏抬头看她一眼，没说话，继续纳鞋底。但嘴角，悄悄弯起一个弧度。
杨大河放下报纸，倒了杯热水递给她：“去他家了？”
“嗯。”杨冬梅接过水杯，水温透过搪瓷杯壁传到掌心。
“怎么样？”
“实在。”杨冬梅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像咱家人。”
杨大河点点头，没再问。
夜深了，杨平安才回来。带回一身机油味，眼睛却亮晶晶的。
“试车成功了。”他说得简单，可话里的分量，全家都懂。
杨冬梅看著他，忽然想起江振华说的“西北少水”。平安在厂里攻坚克难，江振华在边疆保家卫国——两个年轻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做著同样重要的事。
她回到自己屋里，关上门。打开信封，拿出照片。
照片上的江振华站在苍茫天地间，身姿挺拔得像棵白杨。戈壁的风吹起他的衣角，他望著远方，眼神里有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像远山，像深潭，沉静而坚定。
她把照片轻轻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窗外，秋虫还在鸣叫，一声，一声，像在诉说著什么。
夜还长，路还远。
但有些事，就像戈壁滩上的星星，一旦亮起，就不会熄灭。
---
三天后，江振华要回部队了。
临走前一天，他正式来杨家拜访。提了两瓶汾酒，一条大前门烟，还有一包从省城买的点心。
杨大河和孙氏在堂屋接待他。杨平安特意提早回来作陪。五个孩子在院里玩，小脑袋却时不时往堂屋门口凑，好奇地张望。
谈话正式而家常。杨大河问部队生活，江振华答得简洁实在；孙氏问家里情况，江振华说父母身体还好，哥哥在供销社工作；杨平安问西北的气候地理，江振华说了些能说的，不该说的一个字没露。
最后，杨大河开了口：“振华，你是军人，保家卫国是你的责任。冬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