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溪没有笑，也没有急着辩解，只是从怀里掏出那份已经磨得边角起毛的报告，放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用红笔标注的一行字：“如果完不成，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的手指按在那行字上，指节微微泛白，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知道这个要求对其他根据地不公平，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先走一步，豫皖边地处中原，东接苏北，西连豫西，北靠晋冀鲁豫，南临鄂豫皖，是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结合部，也是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夹缝地带。
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只要能在这里扎下根，就能像一颗钉子，钉在日军的命门上。”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着老人家，没有丝毫躲闪，“我不是为了争功，也不是为了占地盘，我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早一天把鬼子赶出去，老百姓就早一天少受罪。
所以，我必须让豫皖边先走一步，等我们站住了脚，再回过头来反哺其他根据地，这笔账，您算算，划不划算。”
老人家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看了很久。
他知道张松溪说的都是实话，也知道这个计划的战略价值远远大于它对其他根据地造成的不公。
但他更知道，这个计划的风险太大了——横跨四省，意味着要同时面对日军华北、华中两个方面的压力；
一到两年建成，意味着部队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运动战到阵地战的转型；
而“反哺”二字，更是要求豫皖边不仅要自保，还要有能力支援周边。
这不是打一场胜仗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到位，且不能出任何差错的豪赌。
“你先住下，”老人家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认真，“明天，我们好好谈谈。”
接下来的两天，张松溪几乎没有离开过老人家的窑洞。
他们从早谈到晚，从晚谈到深夜，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白开水。
老人家问得很细，细到每一个团的兵力配置、每一条交通线的运输能力、每一个军分区的粮食产量、每一个兵工厂的弹药产能。
张松溪答得也很细，细到每一门迫击炮的炮弹基数、每一条秘密交通线的具体路线、每一个根据地的开荒面积、每一批新兵的训练进度。
他们在地图上画了无数条线，又擦掉，重新画；他们列举了无数个方案，又推翻，重新想。
第二天深夜，当油灯里的油快要燃尽的时候，老人家终于放下了手里的铅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松溪，”他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放手干，中央这边，我会协调，物资、干部、政策，能倾斜的，尽量向你那边倾斜，但有一条，你要记住——”
他站起身，走到张松溪面前，伸出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不是一个人在打仗，你身后是几百万老百姓，是几万战友，是中央，是整个党，你赢了，大家都跟着赢；你输了，大家都不好过，所以，你不能输。”
张松溪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眼眶有些发红，但声音很稳：“请您放心，我不会输。”
第三天，中央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少数几个高级领导人。
老人家在会上把张松溪的计划和盘托出，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拔高，只是把那份报告上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会场里沉默了很久，有人抽烟，有人喝茶，有人盯着地图发呆，有人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没有人急着表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计划一旦通过，就意味着中央要把有限的资源向豫皖边倾斜，意味着其他根据地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可能要过紧日子。
张松溪站起身，环视了一圈，把每个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然后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冰凉而透彻：“同志们，我知道这个计划对其他根据地不公平，但我不是来争资源的，我是来要任务的。
豫皖边地处中原，是日军华北、华中两大战略集团的结合部，也是第一、第五战区的夹缝地带。
这块地方，如果能拿下来，就能把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拦腰切断；
这块地方，如果拿不下来，就只能看着日军从容调动兵力，一个一个地收拾我们。”
他顿了顿，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我不是为了豫皖边，是为了整个抗战，给我一年时间，我把豫皖边建成中原的堡垒；给我两年时间，我把红旗插到陇海线上，如果做不到，我提头来见。”
会场里再次沉默了片刻，然后有人开口了，是贺师长，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