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只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最大的爱好是泡在图书馆里翻阅那些泛黄的战争史料。
如果不是大二暑假那次西北之行，他的人生轨迹将完全不同。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张松溪独自在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参观。
他站在纪念塔前的台阶上，仰头望着那座见证历史的建筑，脑海中回放着课本里关于长征的篇章。
就在他准备掏出手机准备拍照时，脚下一滑——事后他无数次回想，都记不清是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整个人向后仰倒，后脑重重磕在石阶边缘。
剧痛袭来，然后是黑暗。
当他再次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陌生的黄土坡上，头上缠着粗糙的布条，身下是干硬的土炕。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正用木勺给他喂水，嘴里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
“这是哪里？”他挣扎着用普通话问。
老妇人茫然地看着他，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松溪逐渐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他穿越了，而且不是回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已知时期，而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平行世界。
这里的山川地貌与他所知的祖国相似，但某些细节又截然不同。更糟糕的是，时间似乎倒流了将近一个世纪。
他身上的现代衣物引起了当地人怀疑，在一次乡民聚集时，几个骑着马、穿着制服的人突然出现——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西北军阀“马家军”的征粮队。
他们一眼就看出张松溪不是本地人，不由分说要抓他去当壮丁。
是那位救了他的老妇人的儿子——一个叫多吉的藏族青年——冒着危险带他逃进了深山。
多吉不会说汉语，张松溪也不会藏语，两人靠比划和眼神交流，在祁连山支脉的群山中躲藏了整整七天。
这段逃亡经历改变了张松溪。他亲眼见到了马家军如何对待平民，如何烧杀抢掠；也见到了多吉这样的普通藏民，尽管语言不通、素昧平生，却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冒险。
当多吉最终把他带到自己所在的部落时，张松溪已经下定决心：既然回不去自己的时代，就要在这个时代做点什么。
在藏区生活的两年半，是张松溪逐渐融入这个时代的过程。
他努力学习藏语，起初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理解。
他发现自己现代人的知识在这里并非毫无用处——他懂得基础的卫生常识，帮助部落减少了疫病；
他记得一些简易的水利工程原理，指导人们修建了更有效的灌溉系统；
他甚至凭借对历史资料的记忆，预判了几次气候异常，让部落提前储备粮食。
部落头人从一开始的警惕，到后来的信任，最后几乎将张松溪视为“有智慧的汉人朋友”。
多吉则成了他最好的兄弟，两人一起牧羊、一起打猎、一起在篝火边聊天——尽管最初的交谈需要借助大量手势和在地上画图。
时间直到1928年秋天，张松溪从一队路过部落的商队那里听到了外界的消息：南方有“红军”在活动，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打仗。
商队头领的描述零碎而模糊，但张松溪的心跳加速了——他意识到，历史的车轮虽然在这个平行世界有所偏差，但大方向似乎仍在朝着他熟悉的方向前进。
那晚，他坐在山岗上，望着星空久久不语。
多吉找到他，用已经相当流利的汉语问：“张大哥，你要走了吗？”
张松溪惊讶地转头：“你怎么知道？”
“你这几天一直在问南方的事，眼睛里有光。”多吉在他身边坐下，“就像第一次教我们挖水渠时的样子。”
张松溪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多吉，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世界吗？”
“记得。你说那是梦想。”
“现在，有人正在为这个梦想打仗。我想去帮助他们，也帮助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
多吉没有劝阻，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第二天清晨，张松溪离开时，整个部落的人都来送行。
头人送他一匹好马和一把藏刀，多吉塞给他一袋糌粑和风干肉，老妇人——多吉的母亲——则坚持往他怀里塞了一尊小小的佛像：“菩萨会保佑好心人。”
南下之路艰难异常。张松溪凭借对历史的模糊记忆，一路打听红军的消息。
他经历过盘查、躲过土匪、饿过肚子，也得到过许多穷苦人的帮助。
终于在1929年初，他在湘鄂赣根据地找到了红军部队。
起初，得知张松溪识文断字，组织就让我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可张松溪并不甘心做一个教书匠，就主动对身边的人分析时局与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