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灵帝有过尝试，建立了所谓『鸿都门学』。
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被引入门学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於宰辅的侍中之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进而失败。
灵帝痛定思痛，转向捣鼓『熹平石经』。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曹丕建立『五经课试法』，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代汉称帝，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考一试，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禪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併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於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於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於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內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禪与丞相共同参详，並没有直接恢復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於掛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工学、农学的士人、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將知识与经验传授、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於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內舍、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
內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於外门弟子、內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別。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於长安不像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於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
最关键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
以儒学为例，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
这便是经义以外的『策论题』。
至於算学、农学，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庶务的能力。
外舍升內舍，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额选拔，毫无疑问，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爭，汰弱留强，確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
进入內舍后，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荡了。
上捨生，最终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绩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
中等者则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丞、长之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