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南阳境况不佳，今岁自给自足尚且不能。
“欲维持武关军一万，襄樊军五万，粮食须自兗豫二州南运，甚至有三成须自青徐运来。
“然而…南阳与中原各地並无任何水道连通，也就无漕运可言，只能自舞阳陆运至宛，再入淯水而南。
“其间二百里陆路，耗费之巨，粮运同样艰难。
“陛下，臣便实话实说，自去岁以来，四方战事便接连不断。
“我大魏虽据天下九…七…九州之地，然全境大军五…四十余万，养兵便已殊为不易，一旦大军远征，则日费三万石不止。
“我大魏国库已不足三百万，倘若战事秋收不止，今年大魏全境…恐怕都需加税两成，更须向富庶之地预征一年赋税方可持续。”
曹叡闻此，又看了眼脚下略显贫瘠的土地，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作为天子，且刚刚扶犁亲耕不久，他自是知晓要体恤百姓，但情势所逼，又能如何？
难道还能停下来不成？
机会便在此处了，正如当年太祖与袁绍官渡之战一般，上天是不会等你准备万全之时再把机会拱手交到你手上的，太祖熬过去了，於是天下十有其八。
刘曄大概看出了天子所忧，上前一步道：
“陛下，我大魏据天下之大，生民四百余万，尚且为粮秣所困。
“西蜀偽汉，地不满千里，民不过百万，纵得关中陇右，然则二地新附未稳，非但不能產粮，更需蜀人自巴蜀千里转运。
“道路之艰，比之大魏远甚，何来余粮支撑连年征战？”
说到这里，他停了片刻，看了眼天子神色，见天子確实听进去了，才继续道：
“今观蜀虏用兵，不过两月便已连克巫县、秭归、夷陵、临沮四座吴城。
“进军之速，用兵之险，实非常理可度。
“依臣愚见，此非其兵锋之利。
“实乃其粮草未必能继，不得不行险放手一搏。
“换言之，蜀虏大概在以三军之性命换取时间，城池强攻而下，必是尸骸枕藉。
“只因若不能於粮尽之前便夺下江陵，则前功尽弃矣。”
曹叡听到此处，恍然頷首，而蒋济、辛毗等重臣闻言，亦是若有所思地捻著鬍鬚。
“故臣敢断言，吴蜀江陵决战，必不太久。
“我大魏只需稳守襄樊、合肥，静待其变，待蜀人粮尽师老，吴人元气大伤之日，便是我大魏南下，收取渔利之时。”
曹叡终於頷首，对著大司农道：
“既如此，便再苦一苦百姓吧，朕即下詔，加天下赋两成，预征汝颖宛洛四郡赋一年。”
大司农袁霸当即拱手深揖。
抬首后却又想到一事，道：
“陛下，臣还有一事容稟。”
曹叡心思已在別处，眸子虚浮望著田地，信口便道：“且说来。”
袁霸深吸一气，嘆道：
“陛下起初恢復五銖钱，確是国之善政，民间粮布盐铁得以流通，各富庶郡县贸易得以恢復，国家也因此徵得不少关税、市租。”
关税古已有之，两汉就已经在各地关键交通要道、关口、桥樑、渡口设置关卡，对路过商品徵收关税，少者课税一成，多者五成亦有。
眼下三国鼎立，战事频仍，各地关卡一方面用於军事盘查，另一方面便是为了向游商课税，是如今各国財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商税制度都承袭两汉之制，也都延续了两汉官僚体系，设有诸如司金中郎將、关津都尉、市令、市长等官职。
曹丕受禪称帝后，曾一度下令减轻关津税收，所谓轻关津之税，皆復什一，也就是说曹操在位时候征的商税，要比十分之一要高。
至於市租，便是在官方设立的官市內，对商铺徵收一定的税费，也就是这时候的市场管理费。
市令、市长负责管理市场，平抑物价、收取市租。
大司农袁霸此时从袖中取出几枚轻重不一的钱幣：
“陛下，恢復五銖钱確是善政，然国家乏铜，不能多铸良幣，如今民间劣幣私钱大肆泛滥。
“陛下请看，这些民间私钱轻薄劣质，含铜不足官铸之半，形状简陋不堪，百姓寧以布帛粮食易物，也不愿接受这些劣幣了。
“五銖钱之法，终致豪富获利，鱼肉百姓，恐不能行。”
袁霸本来还想说，因为去岁关中惨败之事，汉军復炽，天下將乱，民间对大魏钱幣的信心已然动摇。却又想到昨日才被下狱的杨阜，便將这话给按了下来。
曹叡接过那几枚轻飘飘的私钱，在手中掂量良久，最后却掌心一摊，任私钱落於地上：“既不能行，便再废止罢。”
大司农终於退下。
另一边，太尉刘曄与蒋济、辛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