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埃维利亚来找他，放了三份文件在桌上。
第一份：鹰国国防部內部评估报告，两周前形成，评估的是撤离惠勒斯基地对其在地中海东部军事部署的影响。评估结论是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在义大利和希腊的基地可以覆盖大部分原有功能。
第二份：哈德森发给国务院的一封內部信，写於昨天，信里他详细描述了今天谈判的情况，然后写了一句话------“对方对我们的核心论点有系统性的预判，建议国务院重新评估谈判策略。”
第三份：鹰国驻利比亚领事馆上周的一份分析备忘录，结论是：新政府的谈判意志不会因为外部压力动摇，建议华盛顿接受撤离为最终结果，在撤离条款的细节上爭取最大利益。
奥马尔把这三份文件看完，放在一起，“他们內部已经有人认为撤离不可避免了，”他说，“但哈德森还不知道这个评估，他还在用他那套方法论。”
“他下周会知道，”埃维利亚说，“那份备忘录今天已经通过正式渠道发往华盛顿了。”
“好，”奥马尔说，“下周的谈判，他会换一种打法。”他把三份文件叠好，“你保留这些，但不要在谈判桌上用。让他自己走到那个结论上去，他自己走到的结论，比我们逼他接受的结论更结实。”
埃维利亚把文件收起来，“您每次都不用我们截到的东西。”
“不是每次，”奥马尔说，“是在不需要的时候不用。需要的时候，就会用。”
第二轮谈判，哈德森带著调整方案回来，在时间节点上提了两处延长申请，措辞非常专业，理由非常充分，从技术角度看都是合理的。
奥马尔把那份调整方案看了十分钟，接受了其中一处，拒绝了另一处。
接受的那处延长是一个月，让第二阶段从三月推到四月。拒绝的那处是把最终撤离日期从六月底推到年底。
“六月底，”奥马尔说，“是我们的底线，不是建议。”
哈德森试了最后一次，“如果因为撤离时间过於紧张导致操作事故，责任归属------”
“我们的三阶段方案里，”奥马尔把那份原始文件翻到第三页，“第十七条，已经写明了各阶段的安全责任划分。您的法律团队应该已经看过了。”
哈德森的律师在他旁边把头低了一下，是那种確认了一件事之后的动作。
谈判在那天下午结束。哈德森在的黎波里多待了四天，发了三封电报给华盛顿，等待新的授权。新的授权在第五天来了，授权內容奥马尔不知道，但第六天哈德森重新坐到谈判桌上的时候，他的整个状態变了，少了那种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多了一种真正把对面当成对手的认真。
谈判又进行了两轮，最终在1971年1月达成协议：鹰国军事基地按照三阶段方案撤离，最终期限，1971年6月24日。
比奥马尔要求的六月三十日提前了六天------这是哈德森爭取到的唯一一个实质性的面子，把最终日期提前了六天，可以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爭取到了一定的主动权\“。
奥马尔接受了这六天。六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
1971年6月，惠勒斯空军基地完成撤离。
撤离正式开始的前一周，奥马尔收到了一份来自基地內部的报告，是埃维利亚通过监听拿到的，不是什么重要的情报，只是一个细节：基地里有一个上士，在利比亚服役了十一年，他在撤离前最后一次执勤的那个傍晚，在基地停机坪边上坐了將近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做，就坐著。后来他站起来，和旁边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摘下帽子，把它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戴上，走回营房。
这件事埃维利亚原本没有打算转述给他，只是在某次匯报里顺带提了一句，“基地里的人情绪还算稳定，有一个上士......”然后她把那个细节说了。
奥马尔听完，沉默了一下，“这个人，在利比亚多少年了？”
“十一年。”
“给撤离协调组发一个內部通知，”他说，“最后一批人员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接收人员用军礼送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军衔，每一个。”
埃维利亚记了下来，“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军人，”奥马尔说，“他们来这里不是他们自己的决定，离开也不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这片土地上待了很长时间，用军礼送他们，是应该的。”他停了一下，“而且，”他说，“用军礼送他们，他们回去之后会说这件事。他们说的那句话，比我们发的任何声明都有用。”
埃维利亚把这个通知发了出去。
撤离那天，奥马尔没有去现场，他在办公室里处理別的文件，是马哈茂德去的，带了两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