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里有別的客人说话的声音，有人在外面走路，有骑车的人经过，生活本身还是生活，什么都没有停。
卡里米在这些声音里坐了將近两分钟，没有说话。他做了二十年石油，他知道国有化这两个字在中东的歷史里意味著什么。1951年，伊朗，摩萨台，那个结局他不需要別人告诉他。一双从某个方向伸过来的手，把什么都翻回去了，翻回去之后还是一地碎片，碎片里那个叫摩萨台的人在哪里，所有人都知道。卡里米坐在那里，感受著这两个字的全部重量，感受著他如果说是会站在什么位置上，感受著那个位置在歷史上的先例都是什么下场。
然后他看了奥马尔一眼，“我需要考虑三天，”他说。
“好，”奥马尔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不管您最后怎么决定，这三天都是您自己的，没有人来催您，没有人来施压。”他停了一下，“只是我想让您知道，旧王朝时期您替利比亚谈贏了那个合同，结果进了一封投诉信。新政府不一样，您做对了事，就会被记住。”
他走出了茶馆。
卡里米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將近半小时，一个人。第二天傍晚，他派人带了一句话过来：我答应了。
旧王朝班加西军区的高级將领阿里·法鲁克，是另一种人。
政变发生后，法鲁克把班加西军区三个团全部收进营地，断掉外部联繫，既没有支持新政府，也没有任何抵抗的表示。他在等，用一个做了几十年军人的方式在等------看清楚了再动，不看清楚绝不乱动。
奥马尔让马哈茂德去，带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两段：第一段说班加西军区的官兵们新政府都记得，都感谢，以后有更大的舞台；第二段说法鲁克將军本人的位置，等他准备好了，亲自来的黎波里谈。
不是召见，是“等您准备好了”。
法鲁克读完，对马哈茂德说，“他用的是等，不是请。”
“是，”马哈茂德说。
“等我准备好了，”法鲁克把这四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他以为我需要准备？”
“我猜，”马哈茂德说，“他以为您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等一个台阶。”
法鲁克看了马哈茂德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把那封信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告诉他，十月初，我来的黎波里。”
他如期来了，和奥马尔谈了將近三个小时。他说了很多，奥马尔听了很多，偶尔问一个问题，问得很准，每次都是法鲁克认为重要但没有想到对方会在乎的地方。快谈完的时候，法鲁克停下来，说了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次见面，您会跟我谈忠诚的问题。”
奥马尔说，“忠诚谈不出来，只能做出来。我告诉您我打算做什么，您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忠诚，这样的忠诚才有用。”
法鲁克沉默了一下，把那句话放进去想了想。
他当兵几十年，见过很多人跟他谈忠诚，谈到最后都是在谈利益，只是用忠诚这个词包著。这个年轻上校不一样------他没有谈忠诚，他说的是\“您自己判断值不值得\“，把判断权交回来了。一个把判断权交回来的人，要么是真的不在乎，要么是真的有把握让你判断完了之后自己走过来。
法鲁克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身体靠回去，“行，”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他十月底正式接受新政府任命。他的班加西军区不是被收编的，是他自己带进来的，奥马尔在內部会议上专门把这个区別说了一遍------“法鲁克將军的部队是走进来的，不是被押进来的，以后写歷史，就这么写。”
哈利姆在政变之后接受了新政府的任命，回到了班加西守备营，职位由副营长升为营长，正式纳入新政府的军事体系。这件事奥马尔在內部会议里提了一句：“哈利姆是走进来的，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以后他的位置，他自己决定。”这句话的意思，哈利姆后来听说了，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照常做了他该做的事。
三个月里最难处理的一个人，是昔兰尼加五个部落的精神纽带海珊·本·祖拜尔。
他的难处在於他什么都没做。政变发生后他沉默，既不表態支持，也不表態反对，就那么安静地在贝达坐著，像一块压在那里的石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动，不知道它动了会压向哪里。他在王朝时期从来不掌实权，但他一句话，班加西能有两千人上街，也能有两千人回家。王朝养著他，不是因为他有用，是因为不能得罪他。
马哈茂德私下说，“这个人如果开口说新政府不好，班加西的情绪要花半年才能压住。”
奥马尔说，“我去拜访他。”
“带多少人？”
“两个人，”他说，“不带卫队，不带任何官方名义，就是上门拜访。”
本·祖拜尔开了门。不开是不可能的，一个上门的年轻人，他拒之门外，昔兰尼加的老人们会说他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