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十月的广州，空气里的温度比临淮高了一个季节。
张建军换了便装出来。一件藏蓝色的確良衬衫，一条灰色长裤，脚上蹬著那双穿了半年的解放鞋。帆布包没背，揣了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小布兜，兜里装著工资和补贴，六十七块钱零四毛。
火车站广场上的人流比临淮站多了十倍不止。
南来北往的旅客拎著大包小包穿过广场，脚步匆忙，像一群被放出闸的牲口。广场边沿，个体商贩的摊位从东头铺到西头，卖电子表的、卖录音机的、卖牛仔裤的、卖港版磁带的、卖塑料凉鞋的、卖墨镜的，叫卖声一层盖一层，拍在耳膜上嗡嗡响。
前世他来过广州。
不是这个时候。是二十年后，工地上的活儿干不下去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蹲了三天三夜，等一个包工头来接他去佛山。三天里他吃了四个馒头，喝的是广场公厕水龙头里的自来水，铁锈味重得舌头髮麻。那时候的广州站广场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拆了建、建了拆，翻了好几遍。但广场上那股子混乱的、蛮横的、生猛的气息没变过。
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张建军从出站口的台阶走下来，拐进了火车站东侧的一条商业街。街不宽，两辆板车並排推过去刚好挤满。两边的店铺和摊位一家挨一家，门脸上贴著手写的红纸价目表，有些字歪歪扭扭的，“表”写成了“錶”，繁体和简体混著用，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在头顶上方交叉飞。
第三个摊位。
一张铺著蓝布的长条桌，桌面上摆了五六排电子表，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方形錶盘、圆形錶盘、金色錶带、黑色錶带、带日历功能的、带闹铃功能的，品类不少。桌后面坐著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花衬衫，领口敞著三颗扣子，脖子上掛了一条粗得过分的金炼子，金炼子的成色在阳光底下亮得晃眼，但仔细看，链扣的接缝处有一圈发绿的铜锈。
镀金的。
“老板，这批表什么价？”张建军指著桌面上第二排的一款方形錶盘石英电子表。
花衬衫抬了抬眼皮，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在他的解放鞋上多停了一秒。
“六块。”
“拿十块呢？”
“五块五。”
“四块五，我全要现结。”
花衬衫的手指在金炼子上摩挲了一下，嘴角撇了撇。“四块五买不了，小兄弟，这是日本卡西欧的晶片，不是国產的破烂……”
“晶片是广东组装的，表壳是汕头的模具，錶带是温州產的电镀件。”张建军的声音语速不快。
“后盖上那行英文只说明机芯技术来源，不代表整表原装进口。六块钱的零售价，你的进货成本不超过三块。”
花衬衫的手指停了。
金炼子不摸了。
他重新看了张建军一眼，这回看的不是解放鞋了，是眼睛。
“你干这行的？”
“买来送人。”
花衬衫沉默了两秒。伸出手指头在空中晃了晃。
“四块五，十块起批，不还价不退货。你要就拿，不要就算。”
张建军从布兜里掏出四张十块的票子和一张五块的，展平了放在蓝布上。
花衬衫点了钱，从桌子底下的纸箱里拿出十只小白纸盒，每只盒子里装一块表，码在一个塑胶袋里递过来。
四十五块钱。
同样的电子表，临淮国营百货商店的柜檯里標价二十二块，玻璃橱窗后面锁著，营业员爱答不理。黑市上价格浮动大一些，十五到十八块之间，取决於供货渠道和买家的急迫程度。
算最保守的，每块表按十五块出，十块表一百五十块。减去成本四十五块，净赚一百零五。
算乐观的，每块按十八块出，一百八十块，净赚一百三十五。
前世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十二块钱，干到腰都直不起来。现在一个来回的火车，一百多块就进了口袋。
这不是贪心。这是生存。
一个月四十七块钱的工资加补贴，在1985年够一个人吃饭，但不够做任何事。要做事，得有本钱。而他要做的事，哪一件都不便宜。
塑胶袋往布兜里一塞，张建军继续往街深处走。
商业街的尽头拐角处，有一排卖文具和收藏品的小店。门脸更窄，招牌更旧，客流量比电子表那边少了一大截。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门口的马扎上剥花生，面前的玻璃柜檯里摆著各种纪念封、首日封、成套邮票和零散的邮票。
张建军在柜檯前停下脚步。
他的目光没有去看正面展示区里那些整整齐齐码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