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带出去，穿过几条光线昏暗的走廊，最终进入一个房间。
一进去，刺眼的聚光灯便毫无预兆地“啪”一声打在我脸上，强光让我眼前发白，本能地闭上眼，又艰难地睁开，过了好几秒才勉强適应。
灯光后面，是模糊的人影，一张桌子。
那盏灯的位置很巧妙，不仅让我看不清对面审讯者的表情，更营造出一种被彻底暴露、无所遁形的心理压力。
它仿佛一把渴望刺探到你灵魂深处的利剑，同样是一种施加压力的经典手段。
问话开始了。从最基本的个人信息，到我如何认识聂雯开始。
我知无不言。逻辑清晰，我將我们相识的过程——因她母亲的故事而联繫，在忠街的偶遇，后来逐渐熟悉——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那些细节大多是真实的。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產生了一种抽离感。
我看著自己的嘴一张一合，听著那些条理分明的话语流淌出来，仿佛那个正在应对的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寄居在我体內的灵魂。
我悬浮在空中，观察著这具躯壳的表演。
他们的提问比我预想的更多样，也更刁钻。
许多问题是我从未设想过的，比如我对聂雯性格的具体看法，我们平时聊天的频率和內容，甚至包括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
当然，也有不少问题是重复的，只是换了个角度或说法。
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反覆验证我话语的真实性，寻找可能的矛盾和漏洞。
对我而言，这种程度的盘问，只要保持对真实部分的绝对诚实，並牢牢记住虚构部分的设定，尚可应付。
但我不可避免地开始担心聂雯。她此刻在另一个房间，经歷著怎样的压力？她能否扛住？她会不会在恐慌或诱导下，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嘿！问你话呢！发什么呆！”一声呵斥將我从思绪中拉回。灯光后的人影似乎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
“你写的那篇叫《倖存者宣言》的小说，里面关於肖大勇和貺欣的部分，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那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情节。”我舔了舔有些乾裂的嘴唇，
“写小说嘛，总需要一些衝突和事件。”
“想出来的？”对方的音调升起，
“你知不知道肖大勇和貺欣真的失踪了！你想出来的？你怎么那么会想？时间、地点、人物关係，怎么就这么巧跟现实对上了？”
“对啊，”我迎向那刺眼的光源方向，努力让语气带上一点被冤枉的无奈，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真的失踪了，被我无意中知道了点风声，才给了我灵感。如果他们好好的，我可能压根不会往那个方向想。”
“你的意思是，你事先知道肖大勇和貺欣失踪？”对方立刻抓住了这个点，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又怎么会关注他们？你一个写小说的，跟水產批发和精神病院家属有什么交集？”
“写小说的人，对什么都可能有点好奇。”我试图將话题拉回创作本身，
“知道了有这么两个人，有这么件事，觉得有戏剧性，就稍微关注了一下，当作素材收集。这......不犯法吧？”
接下来的时间，在这种拉锯战中度过。
他们反覆询问，威逼与诱导並存，时而强调我只算从犯或知情不报，如果交代得好，配合指认聂雯，或许能被视为污点证人，获得最轻的处理。
时而又推心置腹地劝我，没必要为了一个可能骗了你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前途，要为我的未来、为我刚去世不久的父亲想想。
他们甚至提到了失踪人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家人也在焦急等待，试图唤起我的愧疚感。
对於所有这些，我的回答一概是，
“我说的都是真的。小说里的情节，纯属虚构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真万確。”
我尤其咬死“埋尸地点”、“处理过程”等关键情节，坚称那都是“为了增加故事衝击力和悬疑感而进行的杜撰”。
渐渐地，我从他们反覆追问却始终无法深入核心的態度中，隱约感觉到——
他们似乎並没有掌握確凿的证据。
肖大勇和貺欣的尸体或许还没被发现，又或者现场被我们清理得比预想的要乾净。
我偽装成肖大勇送货的路线，可能也没有留下致命的破绽。
至少到目前为止，警方手里可能只有何毕老师举报上去的那份过於真实的小说文稿，以及由此推断出的、我与聂雯的可疑关联。
只要聂雯能扛住压力，咬定我们之前统一好的说辞——因手部伤病和家庭原因辞职，与肖大勇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