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手进夹克的內袋，掏出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
我强烈拒绝。
“余夏，你装什么装？赶紧收著！”他的语气恢復了强硬，
“之前咱叔没了，我不知道，这点心意，你务必收下！买点好吃的，別他妈天天吃泡麵！”
那沓钱很厚，很有分量，压得我手心发烫。
“不行，涂强，我真不能要......”我想推回去。
“少废话！”他一把按住我的手，力气很大，
“拿著！咱俩之间不说这个！下次我再来，要是还看见你吃这玩意儿，”
他指了指茶几上还没收走的泡麵碗，“我跟你急！”
说完，他拉开门，头也不回地快步下了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响，很快消失。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著那沓崭新的钞票，看著黑洞洞的楼梯口。
楼下的引擎声响起，车灯划过窗外，然后渐渐远去。
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不知为何，眼眶一阵酸涩。
我仰起头，用力眨了眨眼睛，但温热的液体还是不受控制地，顺著眼角，疏疏滑落。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涂强。
再也没有。
那个带著酒气、哭过也笑过的背影，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影像。
接下来的几天，我保持规律：码字，吃饭，休息。码字，吃饭，休息。
单调的循环中，唯一能点燃我的是屏幕上不断增长的字符数，每一天过去，我內心的期待与不安就叠加一层。
涂强留下的那笔钱，短暂地解决了我的温饱焦虑，让我不必在写作时分心於下一顿饭在哪里。
但我依然不敢大手大脚。我骨子里的不安全感从未消散。
我总有种预感，或许哪天，我呕心沥血写下的文字，又会像之前那篇一样，毫无徵兆地被下架，消失在网络的虚空里。
到那时，这微薄的积蓄就是我最后的缓衝。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成了不能说、不可写的禁忌？
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逃避吗？
像癌症患者忌讳谈论死亡，像孤儿院的孩子迴避亲情话题，像瘫痪在床的病人失禁后，家人匆忙用碗扣住秽物，然后假装一切如常，空气清新？
难道只要遮住捂住，不说出来，那些痛苦不堪、骯脏和荒诞，就会自动消失吗？
又过了几天，一个寻常的下午，敲门声响起。
当我透过猫眼看到门外站著两位穿著制服表情严肃的警察时，紧张的不行，隨即，又感到解脱。
终於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余夏是吧？我们是铁南区二八二五六街道派出所的民警。”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警察出示了证件。
“嗯，我是。”我侧身让他们进来“怎么了？”
客厅狭窄，两位高大的警察一进来，空间立刻显得侷促。
他们没有坐下，目光扫过简陋的屋內陈设。
“请问，八天前的晚上，涂强先生是不是来找过你？”年长的警察直接问道。
我愣住了。不是李建设？不是肖大勇和貺欣？是涂强？
我点点头，“对，他是我高中同学。那天晚上他確实来过，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天晚上你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请详细回忆一下。”另一位年轻些的警察拿出了记录本。
“等一下，”我打断他们，“发生什么事了？涂强他......怎么了？”
两位警察交换了一个眼神。年长的警察语气依然平稳，
“是这样的，涂强先生目前处於失踪状態。他本人以及他名下的企业，涉及多起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我们需要了解他失踪前的行踪和接触过的人。你是他最后有明確记录联繫过的人之一。”
失踪？民事刑事纠纷？
我的心沉了下去。那晚他说的官司，看来远比他轻描淡写的出点血要严重得多。
“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年轻警察补充道，笔尖悬在纸面上。
“好吧。”
我定了定神，开始回忆並复述那晚的经过。从涂强敲门，直到最后他留下钱离开。
我儘可能详细，包括他情绪的变化，说到的具体人名和事件。
这些事没什么不能说的，甚至可以说，除了那笔钱让我有些窘迫，整个夜晚更像是一场充满感伤的旧友重逢。
在我敘述的过程中，那位年轻的警察起身，以例行检查为由，大致查看了我家的其他房间。
实际上，这老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