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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在沙发上，身体因为发烧而忽冷忽热，脑子却因为这荒诞的庭审活跃起来。

    我忍不住开始揣测这个男人的真实动机。

    网络上的分析铺天盖地，有说他偏执型人格障碍，有说他受了刺激报復社会。

    而让我格外在意的一个信息是：

    他本人，在三年前就被公司裁员，之后一直失业在家，靠微薄的积蓄和家人的接济生活。

    按照他自己那套价值论逻辑，那么，失业三年、依赖他人的他，岂不也成了应该被清除的对象？他为何不先解脱自己？却还要费尽心机，在法庭上为自己这套漏洞百出的理论做无罪辩护？

    然后，毫无预兆地，我的思绪跳到了聂雯身上。

    动机？

    我惊得从沙发上弹坐起来，动作太猛，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栽倒。

    我光顾著给聂雯编织一个合理的能解释她突然离开且情绪低落的前因，光顾著考虑这个说法在询问中是否可信，却完全忽略了它在刑侦逻辑中最致命的一环！

    如果聂雯对外的说法是，

    “老板肖大勇试图对我不轨，我激烈反抗后害怕又愤怒，所以辞职不干了。”

    那么，在警方眼中，尤其是在肖大勇和貺欣失踪后，这恰恰构成了一个强烈的杀人动机！

    一个遭受性骚扰、心怀恐惧与愤恨的年轻女员工，完全有理由报復在极端情况下，採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