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一定要发展的，但绝对不能建立在过多的牺牲农业之上。
国家必须首先能够保证自己本国国內的粮食基本自给，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脉绝对不能够被其他国家卡住脖子。
毕竟，如果一旦发生战爭或者是两国交恶，人家说不卖给你粮食就不卖给你粮食了，那你怎么办？
奥地利目前倒是不担心这个，作为欧洲仅次於俄罗斯的第二农业大国，守著潘诺尼亚大平原这座天然宝库的奥地利，每年的粮食自给率能够达到200％。
在实现本国国內粮食的自给之后，奥地利还能盈余不少粮食，出口国外，为本国赚取外匯。
而在18世纪下半叶，特別是从约1750年代开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经歷了显著且持续的食品价格上涨周期。
黑麦作为当时德意志尤其是中下层民眾的主要热量来源，其价格上涨趋势更具有代表性。普鲁士布兰登堡黑麦的年度平均价格指数（以1740年代为基准100）从1750年-1754年的约120，攀升至1780年-1784年的190左右。
小麦的价格轨跡与黑麦高度一致，儘管其绝对价格更高（通常为黑麦的1.2-1.3倍），被视为更优质的穀物。1770年-1779年莱比锡市场小麦年均价格为每公石（约55升）1.8-2.0塔勒。
人口快速增长是推高食品需求的核心因素之一，城市化也在缓慢加速，增加了非农业人口对商品粮的需求。这种人口压力直接转化为对黑麦、小麦等基本粮食的刚性需求增长，在土地开垦和技术进步无法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必然拉高价格。
18世纪下半叶也是欧洲贸易日益整合的时期，德意志地区也捲入了不断扩大的跨区域穀物市场。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如但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枢纽，將德意志东部和东欧平原的穀物大量输往西欧，特別是人口稠密、工业化更早的荷兰和英国，以及法国部分地区。在丰年，单从但泽港出口的小麦，在1760年-177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约10万拉斯特（约21.97万吨），黑麦和其他穀物出口量更大。
这种出口需求为德意志的穀物设定了“国际价格底线”，並成为推动本地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当西欧需求旺盛或本地歉收时，其对德意志穀物的进口需求激增，通过商业网络迅速传导至德意志东部农业区，抬升当地收购价格和內陆市场的供应价格。
与显著的价格上涨趋势相伴的，是18世纪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大稳健”的现象。在整个18世纪（尤其是1750年以后），粮食价格的年度波动幅度、季节性涨跌落差以及地区间的价格离散程度显著低於之前的16、17世纪。布兰登堡地区黑麦价格在17世纪的年度间波动常超过±50%，而18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年份的波动被压制在±25%以內（战爭年份除外）。
这种稳定性主要归因於交通运输条件的有限改善（內陆水道与道路）、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国家在饥荒时期尝试的平准机制（如粮仓）、以及跨区域市场整合的增强。这种降低了的波动性，意味著“名义价格”的变化趋势对农业生產者而言，其信號意义变得更加清晰可靠。价格信號“噪音”的减少，使得生產者可以更多地依据持续上涨的名义价格趋势进行投资决策。
面对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预期，德意志农业生產者最直接的供给反应是对未利用或低利用土地进行大规模垦殖。从1740年开始，仅布兰登堡一地，通过排水、砍伐森林和清理灌木开垦的土地就达到约18万摩根，相当於增加了4.59万公顷耕地。
奥地利从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就一直在兴修水利，拓宽多瑙河的支流，修建运河，所用花费大部分都由皇室出资。
在波美拉尼亚，腓特烈二世於1747年启动的奥得河治水工程，包括在下游开凿总长55公里的“腓特烈渠“以取代原有弯曲河道，使通航距离缩短40%；河床被统一疏浚至4.8米深度，並沿河岸修建118公里石质堤坝与234公里土堤，配套设置32座泄洪闸。在瓦尔塔河三角洲区域，引进86台荷兰式风车进行排水，每日排水量达25万立方米。
工程总耗资最终达58815万塔勒，其中78%由王室財政直接拨付，远超最初230万塔勒预算。在1750至1770年建设高峰期，每年平均投入15万塔勒，占財政支出的3%至5%，该工程共新增耕地34500公顷。开垦大规模沼泽、荒地和改造森林依赖於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资金投入，这远超普通农民或庄园主的財力与技术能力，因此邦国政府成为重要的推动者与资助方。
除了前述的普鲁士奥得河工程外，巴伐利亚选侯国在卡尔·特奥多尔选侯主导下，於1770年开始对多瑙河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