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党委副书记、锯鲨号政委曾歌给这条新路子起了个名字，“城市中心论”。
冰原聚居地人口集中，意味着任何一个矛盾都不会被稀释。
一条船上两个人的纠纷，在海上就是两个人的事，放在聚居地里，就是影响整条街的事。
矛盾和人口一样，被压缩在同一个空间里，密度极高。
此前各聚居地统治者的力量极为强大，占据压倒性优势。
刘旺手上有工厂，有卫队，有治安队，有铸币权，掌握所有物资的分配......
他说一句话，工人就得听着。
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矛盾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压下去。
追悼会上的不满，第二天就会变成沉默，工厂门口的抗议，治安队一出动也就散了。
而现在，共和国进入冰原。
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改变了这个力量对比。
那些聚居地统治者投鼠忌器，不敢像以前那样放手镇压，怕的就是共和国的反应。
怕舆论倒戈，被扣上“压迫者”的帽子。
这种顾虑给了被压迫者团结的时间和机会。新大港城的工人之所以能一路从追悼会走到城主府外围，靠的也就是这个心理。
城主府的卫队一直按兵不动，也不是不敢开枪，是担心开了枪之后收不了场。
而矛盾一旦爆发，此前被压迫，被积蓄的力量也会释放。
就像这次新大港城，来的猛烈。
那些工人平时分散在各个作坊和工厂里，互相之间只有零星的群组联系。
可一旦有人站出来，一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股力量就会在几天之内聚起来。
追悼会上的几百人，游行时的上千人......
这些自然有单向成事先组织的原因，但更多还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己迸发的。
因此，城市中心论就是主动催化聚居地的矛盾，并站在被压迫一方给以援助，直接快准狠地建立新秩序。
材料写到这里的时候，曾歌停了很久。
他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此前定下的行动方案，是在陈奎书书记那两条基本方向下形成的。
文化宣传和面板贸易都是慢功夫。
靠的是时间和体量，等对方自己撑不住。
那时候他们担心造成太过激烈的动荡，担心聚居地秩序崩溃之后无法接管，担心成千上万人会出乱子。
所以他们选择慢，选择稳。
但激烈的矛盾冲突，可能根本等不到贸易和文化渗透改变冰原局势的那一天，就已经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了。
新大港城的事就是证明。共和国什么都没做，只是卖了一批物资，让调查员收了些经历。
结果呢？一场大火，一个追悼会，一次游行，整个城市便停摆了。
这种速度，比任何贸易倾销和文化渗透都快得多。
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共和国要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新大港城建立起足够的影响力。
然而现在，事情已经摆在了台面上，刘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工人的诉求已经喊了出来，全冰原的人都看到了。
所以，行动方案需要改变。
首先就是改变是贸易的产品和对象，起码不能再助纣为虐，将武器和机器交易给那些压迫者。
当然，这也并非全是坏处。
毕竟也确实因为这些贸易，新大港的矛盾激化了不少。
只是激化矛盾的方法也有很多，也不差这一个就是了，现在可以更直接一些。
在文化宣传方面也有改变，此前的报纸和刊物，走的是团结叙事的路子。
不讲大道理，不公开站队，不点名批评任何聚居地。
政治性的内容藏在那些看似娱乐的文字底下。
这种含蓄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候共和国还没有在冰原上站稳脚跟，太直白容易引起聚居地统治者的警惕。
可如今既然有一些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面板权限又阴差阳错大多归于个人手中，那干脆更直接一些就好了。
报纸上可以写工人的诉求，写聚居地压迫者的盘剥，写那些被压在底层的人的真实处境。
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不需要再借别人的口说话。
直接写，直接说，让那些被压迫的人看到自己的声音被印在纸上。
曾歌把这些想法一条一条写进材料里。
他把“城市中心论”的适用范围，实施步骤，预期效果和风险都列了出来。
其核心不是替被压迫者做决定，而是在他们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不让他们被压下去。
他写完材料，拿起来抖了抖风干墨迹，亲自送到了陈至的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