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
东宫显德殿中，
李世民正跟宰相和三司官员，商议仍然严重的盗贼问题。
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今日上殿议事，“陛下，治沉疴下猛药，治乱世用重典，宜猛不宜宽。
请严刑峻法以治之！”
皇帝哂笑，
摇了摇头道：“民之所以为盗，皆因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交集，便顾不上礼仪廉耻了。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百姓吃穿有余，则自然不再为盗，何必用严刑重法呢？”
户部侍郎孙伏伽提议，
“请在全国州县全面恢復义仓之制，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
若时有不熟，当社有饥饉者，即以此谷賑给。”
孙伏伽也认为百姓为盗，皆因饥饉，建立义仓，备粮賑灾救荒，百姓有口吃的，绝大多数人便都不会去做贼盗。
这就是从源头上止盗，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止盗。
李世民大为赞同此提议。
其实义仓不是新鲜事，隋朝时就设立了，开始叫社仓，建於村社，官府劝课，而不强迫，也由村社自己管理。
是民间公益的。
但是后来，社仓的粮食，被朝廷盯上，於是朝廷要求社仓必须建立在州城县城，並且要由官吏徵收管理，
甚至从劝课，也变成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的强制徵收。
到了隋大业年间，国用不足，义仓粮经常被挪用以充官费。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101??????.??????】
等真正发生饥荒时，管理义仓的官吏，却不肯开仓放粮，甚至是无粮可放了。
义仓的挪用和贪污问题都很严重。
大唐开国以来，也沿用了义仓制度，一开始就是隋朝那套。
现在孙伏伽提出，重建义仓，是重建最开始的社仓那套，於村社里建仓，百姓自愿捐粮，自己管理，遇饥荒也是优先賑济本社村民。
社仓就跟民间的合作社一样，数户或数十户百姓结为社，互帮互助。
兵部郎中戴胄站出来反对，“义仓当由朝廷统一管理才行，十几户几十户一社的社仓，管理、贮存上都有诸多不便。”
吏部侍郎韩仲良也道，“先前各地义仓，大体沿用前朝制度，但因动盪，有的地方按户等徵收，有的地方按田劝课，
臣以为，当统一制度，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
朝廷粮食的储备，中央有太仓、各转运仓、军仓，地方上有正仓、常平仓，民间储备是义仓、社仓。
“陛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將义仓纳之於朝廷官府管理，也能杜绝混乱的情况，保证这些粮食的安全。
若遇灾荒，可以允许地方先开仓放粮再上报，以便儘快救济百姓。”
“义仓粮按亩纳粮二升，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无田者不纳，先前李司徒安抚河南河北河东等地，
也都是推行此法，
按平均亩產一石计算，亩纳二升，则百取其二，负担绝不算重。”
如今天下户籍三百万，若是按户徵收，平均一户五斗，那义仓粮一年能征一百来万石。
而如果按亩徵收，所有耕地，包括王公贵族都要按亩徵收二升，那能徵收的义仓粮额就要翻好几翻。
数亿亩地，那就是数百万石，甚至上千万石粮。
检校侍中兼户部尚书裴矩也支持按亩徵收义仓粮，义仓设於州县，由官府派官吏专门管理。
裴矩原就是隋朝高官，他很清楚义仓强制徵收和官府管理，必然导致一旦官用不足，必然挪用义仓粮，很难真正做到只用於賑贷灾荒。
可他现在是户部尚书，管理国家財政，深知现在朝廷府库空虚，財源不足。
因此这个义仓粮，是必须得收的，这本质上就是地税。
此前各地义仓，有按户徵收，有按亩徵收，徵收標准也各不相同，很是混乱，
但这个义仓粮，在这几年，確实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很大的財用窟窿。
因此，这个义仓必须继续要沿用，甚至亩纳二升，能徵到更多粮，也就是户部首推的政策。
不论贵族士庶还是官绅百姓，见亩征粮。
这个跟租庸调里的地租不同，那个租，是按丁收租，一丁一年两石粟，不课户、不课丁还不征，征不到贵族官员头上。
因此，这个义仓粮，必须按亩征。
李逸此前在河南河北等多地任职，以战时长官的特权，在辖下就强行按亩徵收地亩粮和户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