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摆摆手，“说这些干什么，你放心去。”
高澜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张在后面喊了一声，“丫头，注意安全。”
她没回头，只是抬手摆了摆，步子不急不慢，消失在走廊尽头。
从医院出来，高澜先去了邮局。
她把那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小包裹递给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填好地址，贴了邮票，看着它被扔进麻袋里。
包裹上写着傅征的名字和基地的地址。
然后她走到邮局角落的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那头接起来。
“是我。”高澜说。
傅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着一点急切，“东西寄出来了？”
“嗯，刚寄出去。”高澜顿了顿，“跟你说一声，我去一趟华丰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华丰厂？”傅征的声音绷紧了，“你去那里做什么？”
“追尾款。”高澜的声音很平，“顺便看看，他们的机器到底修好了没有。”
“你别去了。”傅征的声音沉下来，“等我过来，我跟你一起去。”
高澜握着话筒，看着邮局窗外灰蒙蒙的天，远处的电线杆上蹲着几只麻雀，缩着脖子，像几个小灰球。
“你来干什么？”
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周正就够用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这次安静的时间更长。
傅征握着话筒，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圈——周正就够用了。
不是不用麻烦你，不是你别来，是周正就够用了。
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
他忽然想起父亲在书房里说的那句话——“你越是在乎什么，他们就越是对付什么。”
她说的话，和父亲说的，竟然在同一个层面。只不过一个从防守的角度，一个从全局的角度。
可她说得更冷静，更清醒，更不留余地。
傅征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行，到了给我打电话。”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高澜“嗯”了一声，挂了。
话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的，一下一下，像心跳。
傅征站在窗前，手里还握着话筒，半天没放下。
窗外训练场上有人在跑操，口号声模模糊糊的，隔着一层玻璃，像隔了一个世界。
她不需要他。
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
不是委屈，不是自嘲，是一种很纯粹的、被事实反复碾压之后的平静。
像一块石头，沉在河底，水从上面流过去，它不动。
邮局里，高澜挂了电话，把话筒放好，转身往外走，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把那层清冷的轮廓勾得有些发白。
她推开门，走进阳光里。
周正的吉普车开到厂门口的时候，他那张脸笑得像开了花。
四十二岁，中等个头，肩膀宽厚，常年在基层跑，皮肤晒得黝黑，一双手粗大有力，指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半旧的汗衫，看着不像个站长，倒像个修了半辈子车的老师傅。
车门一开，他跳下来，几步走到高澜面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高澜同志，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
他的嗓门不小，带着一股子东北人特有的热乎劲儿，“那张名片我都递出去好几个月了，还以为你这辈子也不会找我呢。”
高澜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周站长。”
“别站长站长的，叫周叔就行。”他拉开副驾驶的门，手一挥，“上车。”
高澜也不客气，拎着布包上了车。
周正绕到驾驶座，发动车子，方向盘一打，吉普车稳稳地拐上了路。
车里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吱吱呀呀地播着样板戏，周正跟着哼了两句，调子跑得厉害，他自己倒挺陶醉。
高澜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往后退的白杨树，没说话，气氛却不尴尬。
周正这个人，天生有种让人放松的本事。
他不像有些领导，端着架子，说话拐弯抹角，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嗓门大，笑声响，像是把你当自家人。
四十二岁的年纪，在县农机站干了十几年，从修理工一路干到站长，靠的不是关系，是真本事。
他修过的拖拉机，比有些人吃过的盐还多。
“周叔，”高澜忽然开口。
周正一愣，随即笑得更开了，“哎，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