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开卷宗，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规范化”描述的节点。
看了半天，只觉得那些走访记录、监控排查、物证鉴定报告更加枯燥繁琐，如何把这些碎片和自己那些“非正规”的发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流畅的叙事？
他尝试着敲下第一行字：“XX年XX月XX日，我市连续发生三起恶性杀人案件，市局刑侦支队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
写了不到两百字，就卡壳了。
下面该写“常规排查未果”了，然后呢？
怎么过渡到“转变侦查思路”？
总不能写“侦查员突然开了天眼”吧？
他删了写，写了删，文档里很快多了几十个版本的开头，回收站都快被他的废稿撑爆，却没有一段能让他满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屏幕上光标不停闪烁，仿佛在催促，又像是在指着鼻子嘲笑他的无能。
同事小王溜达过来，瞥了一眼他的屏幕，当场乐出猪叫：“哟，陈哥，憋报告呢？这可是咱们刑警的‘终极考验’，比抓人难多了吧？哈哈！我上次写报告，差点把键盘啃了！”
陈正阳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心里默默回怼：你至少还能啃键盘，我现在连字都敲不出来！
吴中平中途过来看了一眼，见他眉头紧锁、对着一堆废稿愁得快要秃头的样子，忍着笑鼓励道：“别急，慢慢来。抓住主线，逻辑清晰，语言平实就行。重点是‘我们做了什么’，‘依据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道理都懂，可做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陈正阳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由文字和格式构成的迷宫，四面八方都是宋体字，找不到出口，快要被公文活埋。
午饭都没心思吃，继续跟报告死磕。
他对着电脑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一会儿又把脸埋进臂弯里哀嚎，活像个被作业逼疯的小学生。
旁边同事看他的眼神，都从敬佩变成了同情。
下午，支队的宣传干事颠颠地跑过来，委婉地表示局里需要一份此案的“简要情况”（用于内部通报和可能的宣传素材），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生动”的细节和“精彩”的侦查瞬间。
陈正阳当场头大如斗，眼前一黑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
报告还没憋出来，又来一个要“生动精彩”的？
那些“生动”细节，多半都跟他的系统提示和非常规感知有关，这能说吗？
他绞尽脑汁，试图把“闻到罪恶气味”包装成“基于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对犯罪现场的深刻理解，侦查员对异常环境保持了高度警觉”。
把“注意到异常干净的台阶和粉末”描述成“不放过任何细微痕迹的职业素养”。
把“皮具修理与凶手仪式的联想”解释为“深入运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精准把握嫌疑人行为特征与潜在职业背景的关联”。
这么一包装，看起来是像样了点，但陈正阳自己读着都觉得假，干巴巴的，毫无他亲身经历时的那种紧张、灵光乍现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假得能直接送去当冯秋生的模特。
“写报告比抓贼难多了……这简直是刑警的十大酷刑之首！”他哀叹一声，瘫在椅子上，像一滩被抽走骨头的烂泥，看着天花板生无可恋。
脑海里，系统似乎也感知到了他的窘境，但这次没有提供任何技能或道具，只是安静如鸡，仿佛在说：这个坑，你得自己填，系统也救不了你写作文的废柴！
直到下班时间，陈正阳的报告也只憋出了一个残缺不全、自己都不忍直视的初稿。
文字颠三倒四，逻辑乱七八糟，读起来比冯秋生的心理还扭曲。
他硬着头皮发给了吴中平，准备迎接明天的“批改”，此刻已经做好了被骂到狗血淋头的准备。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反复琢磨着措辞，魂不守舍，差点撞在路灯杆子上。
电梯里遇到邻居大妈，看他脸色惨白、眼神空洞、跟丢了半条命似的样子，关心地问：“小陈警官，脸色这么差，又办大案累着了？”
陈正阳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不是……比办案累。”
大妈不解：“啊？还有比抓坏人更累的？”
陈正阳苦笑，嘴角扯出一个绝望的弧度：“有……写怎么抓坏人的报告。”
大妈愣了一下，随即了然地点点头，同情地拍了拍他胳膊：“那是，动笔杆子的事儿，是费脑子。好好歇着，明天再写。”
躺在床上，陈正阳脑子里还是那些报告措辞在打架，“侦查思路”“证据链条”“犯罪心理画像”这些词在他脑壳里疯狂蹦迪，吵得他睡不着。
他忽然有点理解为什么有些老刑警破案厉害，但一提写材料就头疼，甚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