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几个好处。”
我继续，“第一，国资控股，政治上绝对安全。谁要捣乱，就是跟国有资產过不去，这个帽子没人敢戴。第二，赚钱了，市里是大股东，財政收入实实在在。您要做的事，修路、建学校、搞开发区，哪样不需要钱？第三，堵住那些说客——您可以光明正大说：这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为全市人民谋福利。”
郑市长又点了根烟。
这次他吸得很深，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很久才缓缓吐出。
“你想得很周全。”他盯著我说，“但这等於把到嘴的肥肉分出去。3000亿的矿，你甘心只拿小头吗？”
“郑市长，”我身体前倾，压低声音，“钱是赚不完的，但命只有一条。这3000亿的金矿，能让人干出什么事吗？”
包间里的温度好像降了几度。
“杀人放火，丧心病狂。”
我靠回椅背：“活得好首先得活得长。死了，金山银山都是別人的。再说这金矿本来就不是我的，就是能挣一块钱，那也是老天爷的给的。”
郑市长盯著我看了整整五秒钟。
然后他笑了，不是刚才那种礼貌的笑，是真正放开的、带著欣赏的笑。
“你比很多老江湖都清醒。”
“我不是清醒，很多人都是死於欲望——特別是自己驾驭不了的欲望。”我也笑，“我还想多活几年，多跟郑市长做点事。”
这句话说得很直白。
他点点头，在烟缸里碾灭菸头：“我明天一早回洛城，抽空跟姜林书记匯报一下欒山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事，得老一拍板。”
“另外，”他补充，“你安排一下，我要见见那个金白青。”
“明白。”
“还有，”郑市长的眼神锐利起来，“这个方案，你想过怎么说服省里的国企吗？他们凭什么跟你合作？凭什么相信你？”
“想过。”我早有准备，“省黄金集团连续三年亏损，帐上都快没钱了。他们手里有开採资质、有技术团队，但矿都不行了。我们给他们矿，他们能活过来——这是救命之恩。”
“省地矿局更不用说，”我继续说，“他们养著一大帮专家，但经费年年削减。我们让他们技术入股，不用出一分钱，白拿乾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他们会拒绝吗？不仅不会，理论上他们还要感恩戴德。”
“如果他们想多要呢？”郑市长问得很直接，“比如，要控股权？”
“不会的。”我说得也很直接，“他们真要有这本事，也不至於捧著金饭碗要饭吃。他们是公家的买卖，”我笑了笑：“我猜他们不会要控股权，因为省里比我们更怕担风险。让他们白拿乾股，已经是最大的诚意。如果他们贪心不足……那就重新评估，直接按照3000亿的价值，让他们真金白银的买。”
我没说完，但郑市长懂了。
他点点头，手指又在桌面上敲起来。
这次节奏更快，像在敲计算器。
我们又聊了四十分钟。
股权怎么设计——要预留esop（员工持股计划），让核心技术人员也有肉吃；
董事会怎么安排——城投三个席位，我和省黄金各一个，重大决策必须三分之二通过；
利润怎么分配——前三年不分红，全部再投入，快速扩大產能；
风险怎么规避——不留任何法律漏洞。
每个问题我都提前和林薇推演过，答得流畅。
这不是临时起意，是我在北京这几天，每天想到凌晨两三点的结果。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郑市长最后说，“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否则……”
“我知道。”
郑市长满意地点头。
这时，已经快两点了。
我打电话让林薇他们回来喝茶。
电话掛断不到一分钟，门被推开，三人笑著走进来，像真的刚参观完一样。
“郑市长，他们收藏的老帐本真有意思，”焦莉莉笑著说，“民国时候的流水，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是吗？”郑市长也笑，“那得好好看看，现在的帐本，反而不如那时候清楚。”
气氛瞬间鬆弛下来。
大家喝茶，聊北京最近的艺术展，聊一切无关紧要的话题。
郑市长绝口不提金矿，不提刚才那一个多小时的密谈。
这就是高手——该严肃时一丝不苟，该轻鬆时如沐春风。
情绪收放，举重若轻。
玉泉山不是山，是种气场。
车开进去时，第一道哨卡查验身份证、车证、预约单。
哨兵的脸年轻得像个大学生，但眼神锐利得像鹰。
他拿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