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必进考察求是大学甫一结束，杜延霖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他一面命徐思成精选品相最佳、块头最大的番薯，以湿沙分层贮藏，並抄录了一份《番薯初考》，又饱蘸墨汁，写下一封情辞恳切、力陈番薯之利的奏疏，命人火速送往欧阳必进处。
而欧阳必进將它们隨著自己的奏疏一起，送往京师。
另一面，他立刻行文浙江布政使司衙门。
文书中，杜延霖详述番薯“耐瘠薄、抗乾旱、產量惊人”之特性，並附上求是大学试验田的实测数据及收穫的实物样本。
他恳请布政使司通令浙江各府县，或划拨部分官田，或鼓励民间於来年春季先行小范围试种，尤其建议在易受旱情困扰的丘陵、沙瘠之地率先推广，以观实效。
然而，这封文书送入布政使司衙门后，却如石沉大海，激不起半分涟漪。
布政使司衙门的公內，几位主事官员围著那份文书和旁边箩筐里沾著泥土的番薯，眉头紧锁，议论纷纷。
“此物蒸熟后，口感尚可，不似外表那般粗糲，”一位年长的参议捻著鬍鬚，忧心忡忡道：“但所谓高產耐旱”————杜提学所言，终究是纸上谈兵，未经广域验证啊！万一推广不成，反误了农时，秋后颗粒无收，影响百姓收成，激起民怨，这责任谁来担？”
“正是此理！”另一位面容精明的参政连连摇头，接口道：“即便真如其所言高產耐旱，此物毕竟乃域外番”种，其性未明。我江南水土温润，与那蛮荒吕宋迥异，万一水土不服，大面积枯死，岂非酿成大祸？届时我等乌纱不保是小，耽误了朝廷税赋，那才是万死难辞其咎！”
上首的布政使张元州一直捻著鬍鬚，目光在文书与番薯间游移，沉默不语。
当日求是大学农圃番薯收穫的盛况，也曾令他动容。
然而，此番推广域外新种，干係太大，风险难测。他权衡再三，终於定下调子，声音带著官场惯有的圆滑与谨慎：“诸位所言，皆切中肯綮。番薯一事，关乎闔省农政根基，牵一髮而动全身，不可不慎。杜提学心繫民生，其情可悯，其志可嘉。然推广新种，非同小可，非有朝廷明旨，地方岂可擅专？况且————”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还是待杜提学將番薯之事上达天听，等京中有了明確旨意，我等再议不迟。”
他目光扫过眾人，补充道：“至於各府县，无省衙明文，料想也无人敢贸然行事。”
观望？当杜延霖接到布政使司这份含糊其辞的回覆，不由有些失望。
歷史上，番薯在万历年间就传入中国，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对其甚至有详细研究与记载，然而直到明朝灭亡，七十余年间，番薯始终未能推广开来。
究其根源之一，便是朝野之上，阻力重重，仅靠徐光启等少数有识之士奔走呼號，终究力有不逮。
“先生，布政使司畏惧担责，不肯行文。各府县官员更是如此，无明令，无人敢做这齣头鸟”！”欧阳一敬愤懣难平。
杜延霖没有立刻回答，他负手立於窗前，目光投向远方层叠的山峦。
其实，朝廷官员的顾虑，他並非不能理解一二。
毕竟番薯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玩意，但对此时的官员、百姓而言，仍是闻所未闻的域外奇物。
歷史上，番薯的大规模推广要等到乾隆时期，由皇帝亲自下旨强力推行，才得以普及。
那时，番薯传入中国已经整整两百多年了，可见番薯在中国推广之不易。
他如今要將这个进程强行提前近两百年，所遇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即便他將番薯实物送至朝堂之上，出於对陌生事物的本能抗拒与官僚体系的惯性，朝野上下恐怕也难有多少支持之声。
正当杜延霖苦思破局之策，焦灼之际，一封署著“台州知府谭纶”的信函，如同及时雨般送到了求是大学。
杜延霖展信细读，眼中精光乍现，紧锁的眉头终於舒展开来。
信中，谭纶直言不讳：他已详阅杜延霖呈送布政使司之文书。
那日他因公务至省城，恰逢欧阳必进考察，便一同前往求是大学农圃，亲眼目睹了番薯收穫的惊人盛况，並仔细研读了徐思成的种植记录。
他写道：“————纶观此薯，藤蔓强健，块根丰硕累累，实乃天地养民之德物！杜学台躬行求是”，以实证其效，苦心孤诣，可昭日月！值此东南倭患未靖，灾异频仍之际，天降此耐旱高產之神粮，实乃苍生之幸，社稷之福！布政司衙门瞻前顾后，情有可原，然农时不可误，民命不可轻！”
笔锋至此一转，尽显其“儒帅”的果决与担当：“台州临海，地多山陵滨海，沙瘠之地甚广，种植水稻收益甚微。本府决意，於临海、黄岩二县境內，划拨官田七万亩、劝諭民田三万亩，合计闢地十万亩，专用於明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