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闹钟第三次响起时，林秀终于伸手按掉了它。（再躺五分钟，就五分钟。）
卧室窗帘拉着，但晨光已经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苍白的线。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乙巳蛇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大年三十，明天就是春节。手机日历上那个红色的“除夕”标注，刺眼得像一道未完成的指令。她躺了半分钟，听着楼上邻居拖动椅子的声音——吱呀，咚。老房子隔音不好，能听见小孩跑过地板的咚咚声，还有隐约的电视笑声，像一层油腻的背景噪音，糊在安静的空气里。空气中有淡淡的消毒水味，小区物业昨天刚做过春节前的公共区域消杀。（每年都是这个味道，像在给旧日子消毒，再喷上一层名为“新年”的、自欺欺人的香氛。）
坐起身，拿起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锁屏壁纸是去年春节拍的全家福，父母在中间，她在右侧，每个人都穿着红色毛衣，笑得嘴角弧度都经过测量。照片是在老家客厅拍的，背景墙上那个倒贴的“福”字，此刻看起来像个蹩脚的隐喻。（福到了？还是福倒了？）她已经两年没回去了。
微信有几条未读消息。工作群凌晨两点还在讨论某个项目的收尾方案，绿色的未读数字像一小簇幽火。她划过去。家庭群里，母亲发了一条长语音，那个红色的未听标识像一枚小小的印章。点开，是熟悉的、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秀啊，今年真的不回来了？你爸昨天去市场买了你最爱吃的黄花鱼，冻在冰箱里了……”
她没听完，拇指在屏幕上一划，按了暂停。（黄花鱼冻久了，肉会柴，会散。就像有些期待，放久了，味道就变了。）
另一条是同事张薇发的：“秀姐，今天还去公司吗？我刚看新闻，说地铁三号线临时停运检修，好像是什么设备故障。”
林秀回了句：“去，下午三点前把事情收完。你怎么过去？”（总得有人去收尾，去把那些散落的、无人认领的琐碎钉死在报告里。）
“打车吧，地铁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
起床，拉开窗帘。窗外是典型的北方二月天空，灰白，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像一块用了太久、洗得发毛的抹布。对面楼阳台上挂着几串红色的装饰灯笼，在风里有气无力地晃动，红得有些褪色。楼下小广场上，几个老人穿着厚棉衣在打太极，动作缓慢得像在黏稠的时光里游泳。一切都正常得乏味。（这世界运行得如此精确，精确到让人麻木。）
她走进浴室刷牙。镜子里的人眼圈发黑，是连续熬夜掏空的证据。牙膏是薄荷味的，冰凉感在口腔炸开。刷到一半时，手机在客厅又响了。她含着牙刷走出去，看见屏幕上的“王总”两个字，喉咙里那口薄荷泡沫忽然变得又凉又苦。
“小林，你今天务必把最终报告发我。客户那边催得紧，说要赶在春节前上会。”男人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和被咖啡反复浇灌过的焦躁。
“王总，数据组那边还没给齐，我……”
“我不管，你协调。今天必须完成。”嘟——嘟——嘟——
林秀盯着手机看了两秒，直到屏幕暗下去，映出自己半张茫然的脸。（协调。一个多么轻巧的词，像让你空手去拧开一颗生锈的螺栓。）她把牙刷拿出来，漱口，吐掉。白色泡沫在池底旋转着消失，边缘裹着一丝细细的、不肯散去的红。牙龈又出血了。她从药箱里翻出最后一包漱口水，撕开，倒进嘴里，辛辣的薄荷味猛地窜上鼻腔，刺激得她眼眶瞬间泛起生理性的泪水。
早餐是昨晚剩下的半碗粥，微波炉转了六十秒，端出来时中心滚烫，边缘冰凉。她坐在餐桌前，用勺子慢慢搅动，试图让温度均匀一些。（生活不也这样吗？冷热不均。）眼睛看着窗外。天空似乎比刚才更暗了一些，不是要下雨的那种饱满的暗，而是像被一层极薄的、疏于打扫的灰纱蒙住了，透着一股怠惰的阴沉。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气温零下三度到五度——一个不会下雪，也不会晴朗的、暧昧的温度区间。
吃完，她开始整理今天要带的东西。笔记本电脑、充电器、移动硬盘、一个装满了饼干和糖果的红色礼盒（公司发的春节福利，红得扎眼）、还有那个用了三年的帆布包。包是米色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发白，但依然结实。她习惯性往里面塞东西：钱包、钥匙、纸巾、一小瓶免洗洗手液（酒精味能让人感到短暂的洁净）、充电宝，还有那把多功能刀——刀刃不到十厘米，带开瓶器和螺丝刀，是前年网购凑单买的，一直扔在包的夹层里，像个被遗忘的、无用的承诺。
出门前，她看了一眼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