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快两个月，大一新生们渐渐适应了大学的节奏。食堂的队伍还是那么长，图书馆的座位还是那么难抢，宿舍楼里的拖鞋声还是响到深夜。但那种刚入学的兴奋和陌生感已经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常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经济史课上到第四章，晚清部分。
孟宪章站在讲台上，手里没拿书，还是那个搪瓷杯。他讲课从来不按教材讲，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
“同治中兴，教科书上写的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写的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但你们知道，那个年代的老百姓怎么活吗？”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数字：四万万。
“四万万同胞，这是当时的人口。你们猜，识字的有多少？”
没人回答。
“百分之一。”孟宪章说，“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认得字。剩下的九十九个，一辈子没摸过书本，一辈子没写过自己的名字。他们种地、交租、挨饿、卖儿卖女，死了连个碑都没有。”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一个班一百二十人，都是识字的，都是能考上大学的。你们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你们每一个，都是那百分之一。”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教室。
“所以，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自己太不当回事。能读书识字，是你们的运气，不是你们的本事。真正的本事，是读书识字之后，还记得那些不识字的人。”
下课铃响的时候，没人动。
孟宪章拿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说：“下课。”
他走了。
教室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慢慢有人站起来，收拾书包。
林博文碰碰陈砚：“你笔记记全了没？我后半截走神了。”
陈砚把笔记本推过去。他的字写得工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练字。但记得很全，孟宪章说的每句话，他几乎都记下来了。
林博文翻了几页，咂舌：“你这记得也太细了，手不累吗？”
陈砚摇头。
沈薇薇在旁边收拾书包，忽然问：“陈砚，你期中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陈砚想了想：“还在看书。”
“经济史这门课，孟教授不考死记硬背，”沈薇薇说，“他喜欢让学生写小论文。我听说去年的题目是‘从一张老照片看经济史’，让每个人找一张家里的老照片，写背后的故事。”
林博文挠头：“这题目也太玄了吧？”
沈薇薇笑笑：“孟教授的课就这样，没有标准答案，但想拿高分也不容易。”
三人一起走出教室。走廊里人来人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空气里的灰尘照得发亮。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陈砚忽然站住了。
楼梯下面，秦越正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人。看见陈砚，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林博文小声嘀咕：“又是那个人，他怎么老盯着你？”
陈砚没回答，只是继续往下走。
擦肩而过的时候，秦越忽然说：“我爸让你周末去家里吃饭。”
陈砚愣住了。
秦越的表情还是那样，淡淡的，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他说好久没见过你了，想看看你长多高了。周六中午，地址回头给你。”
说完他就走了，也不等陈砚回答。
林博文看看秦越的背影，又看看陈砚，一脸懵：“这什么情况？他爸认识你爸？”
陈砚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那你去不去？”
陈砚想了想，说：“不知道。”
周六上午，陈砚还是去了。
秦越给的地址在城西，一片老式家属院，红砖楼，六层，没电梯。楼道里堆着自行车和旧家具，墙上贴满了小广告，一股油烟味从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