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的雾没散。
嘉陵江水面上浮著一层灰白色的水汽，从朝天门码头一直铺到对岸的南山。解放碑前面的马路两侧，已经被公安和民兵拉上了麻绳，沿途每隔二十步站一个穿蓝制服的公安干警，腰间別著五四式手枪，目光扫著渐渐聚拢过来的人群。
早上八点十五分，一辆敞篷卡车从市公安局大门缓缓驶出。
车斗上站著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中间押著一个人。
宫庶。
他穿著被捕那天的灰色呢子大衣，纽扣早就掉了两颗，领子歪著。双手被反銬在身后，胸前掛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著：
“军统大特务 宫庶”
六个字。
卡车走得很慢，比牛车快不了多少。车轮碾过解放碑前的青石板路面，发出咕嚕咕嚕的闷响。两侧围观的群眾越聚越多，有人踮脚往车上看，有人扯著嗓子喊“打倒反革命”，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就是站在那里看。
宫庶站在车斗中央，腰板挺得笔直。
他没低头，也没抬头。视线平平地望著前方，望著雾气里那条灰濛濛的马路。
卡车经过较场口的时候，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炉子上冒著白烟。那股烤红薯的甜香味被风裹著，飘到了车斗上。
宫庶的鼻翼动了动。
就那一下。
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继续看著前方。
卡车拐上中华路，朝朝天门码头方向慢慢开。
沿途的棒棒军们放下了肩上的扁担，站在石阶上往下看。有个年轻的女工打著红袖章，举著一面小旗子，喊的口號嗓子都劈了。
宫庶什么表情都没有。他就那么站著，像一根钉子钉在车板上。
菩提寺后山。
那个山洞里，枯枝已经被推到了一边。
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女人蹲在洞口，手里攥著一副从寺庙围墙缝隙里偷来的旧报纸包的望远镜——不是军用的，是一副民国时期的戏园子望远镜，铜管子上漆都掉了大半。
她没有在看游街的方向。她看不到——菩提寺后山和解放碑之间隔著整座歌乐山。
她在等人。
脚步声从山路上传来。急促，但有节奏——是受过训练的人跑出来的步子。
一个穿灰色对襟棉袄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洞口。他满头大汗，棉袄的盘扣散了两个，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白色粗布衬衣。
“是他。”男人弯著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著粗气，“我看清了，是老宫。胸口掛著牌子，站在卡车上面，两边全是公安。”
延娥把望远镜塞进棉袄里面，退回洞里。
洞里还有五个人。
三男两女。最大的一个头髮已经全白了，靠在石壁上，怀里抱著一把用棉布裹著的东西。最小的一个看著不到二十岁，蹲在地上，双手紧紧攥著一支驳壳枪，枪管上光禿禿的，连准星都磨平了。
加上延娥和报信的中年男人，一共七个人。
“都到齐了？”延娥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白头髮的老头从石壁上直起身子，把怀里的东西放在地上，解开棉布。里面是一挺捷克式轻机枪——zb-26。枪身上锈跡斑斑，弹匣只有一个，里面装了二十发子弹。
“就这些了。”老头说。
延娥扫了一眼地上摆著的东西：两支中正式步枪，一支汤姆逊衝锋鎗，枪托上用铁丝缠著裂口。三把五四式和驳壳枪混杂在一起。弹药东拼西凑，步枪弹不到六十发，衝锋鎗弹匣只有两个，手枪子弹每人分不到五发。
报信的中年男人蹲下来，看著这些武器，没说话。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在山路上跑了太久，肌肉还在打颤。
“娥姐，”那个年轻的抬起头，声音很轻，“真的要去吗？”
延娥没回答。她走到洞壁那面碎了角的圆镜前面，把镜子翻过来，看了一眼自己的脸。
颧骨凸出来，眼眶凹下去。嘴唇乾裂的地方有一条血痕，是几天前吃硬窝窝头磨的。她才三十四岁，镜子里的脸看起来像四十五。
她把镜子扣回去。
“十二月三號，歌乐山行刑。”她说，声音比之前稍微大了一些，但还是哑，“从菩提寺后山走小路到歌乐山刑场，翻两道梁，最快要两个半钟头。”
中年男人点头：“我踩过点了。行刑的地方在山坳里，进去就一条路。公安肯定会沿途布岗。”
“多少人？”延娥问。
“游街的时候我数了一下解放碑那段，光穿制服的就两百多。”中年男人停了停，“到歌乐山那天，估计更多。”
洞里安静了几秒。
白头髮的老头伸出手，把轻机枪的弹匣取下来又装上，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石壁间来回弹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