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脑子里反复思考着各种可能性。
山本一郎出现在茶馆里，和童虎见面，谈运货的事。这说明他认识陈老板，甚至可能就是陈老板的合伙人。但他为什么要亲自出面？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派别人去。
山本一郎出现在特高课，用南天课长的电话打给陈老板，通知他逃跑。这说明他和陈老板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愿意冒险。
山本一郎在走廊里遇到明楼，看了他一眼。这说明他认识明楼，至少知道明楼是谁。那他为什么要看那一眼？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像拼图的一块，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到全貌。
郑耀先抽完最后一根烟，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他决定，明天去找小林中佐，从他那里了解更多关于山本一郎的信息。同时，让周海继续调查陈老板的背景，看看他和山本一郎有没有交集。
夜深了，郑耀先躺在床上，但久久无法入睡。脑子里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让他无法平静。
他想起陆汉卿的话：在敌营潜伏，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现在，他就在刀尖上，而且前面的路越来越窄。
但他没有退路。为了信仰，为了那些等待药品的伤员，他必须走下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郑耀先来到办公室。周海已经在等他了。
“郑主任，查到了。”周海递过一个档案袋，“山本一郎的详细资料。”
郑耀先接过档案袋，打开。里面是一份很详细的报告，包括山本一郎的履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还有最近的活动记录。
山本一郎，一九零五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一九二七年毕业于陆军情报学校，一九三一年被派往中国，先后在东北、华北等地从事情报工作。一九四零年调任上海特高课，任情报科副科长。他擅长情报分析和审讯，在特高课内部被称为“冷面判官”。
他的家庭情况：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日本，他一个人在上海。平时住在特高课的宿舍里，很少外出。
他的社会关系：和特高课的一些军官关系密切，和日本驻军司令部的一些人也时有往来。但和中国人交往很少，除了工作需要。
最近的活动记录显示，他在火灾发生前三天，曾请假一天，说是身体不适。但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他正常上班，十点左右去了南天课长的办公室，说是汇报工作。但具体汇报了什么，不清楚。
这个时间点，正好和那个电话的时间吻合。
“有查到他和陈老板有交集吗？”郑耀先问。
“还没有。”周海说，“但有一个发现。陈老板失踪前，曾经和一个日本人见过面。那个日本人，很可能就是山本一郎。”
“有证据吗？”
“有人看到了。”周海说，“陈老板俱乐部的一个服务员说，那天晚上，陈老板和一个日本军官在包厢里谈话。那个日本军官个子不高，留着胡子，走路有点跛。”
郑耀先心中一震。这就是证据。
“那个服务员呢？”
“在外面。”周海说，“我把他带来了。”
“让他进来。”
周海出去，带进来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普通，看起来很紧张。
“别怕。”郑耀先说，“你叫什么？”
“阿……阿强。”年轻人说。
“你在‘夜上海’俱乐部工作？”
“是，我是服务员。”阿强说。
“那天晚上，你看到陈老板和一个日本军官在包厢里谈话？”
“是。”阿强说，“那天晚上大概九点多，陈老板让我准备一个包厢，说有客人。我就准备了一楼最里面的那个包厢。过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军官来了，陈老板亲自迎接。他们进了包厢，让我不要打扰。”
“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