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安照例五点醒来，在阳台上打了一套八极拳。顶拳、劈掌、肘击、震脚，六十四式走完，额头微潮，气息绵长。
林雪晴在屋里煮粥，小米的香气顺著门缝飘出来，混著阳台上那盆兰花的幽香。
他在藤椅上坐下，端起紫砂壶，才发现手背上不知何时多了几块淡褐色的斑。
老人斑。
六十八岁的人了，头髮还是乌黑的，腰板还是笔直的，一拳出去还能把四十岁的壮汉打退三步。
可这些斑，像时光悄悄盖下的印章，不声不响，不容辩驳。
他把紫砂壶放下，看著远处正在甦醒的深圳。
天边刚泛起蟹壳青，深南大道的路灯还亮著最后一班，通宵施工的塔吊已经静下来，像巨人在晨雾中小憩。
这座城市二十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现在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他亲手把它从图纸变成现实。
可他老了。
不是头髮白没白的问题。是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渴望去办公室；是某次会议上，听到年轻人的方案，第一反应不是“我来教你怎么做”，而是“这孩子比我当年想得周全”。
李平安轻轻嘆了口气。
厨房里，林雪晴把粥端上桌，隔著玻璃门看了他一眼，没有问。
四十多年夫妻，她太熟悉丈夫的这个表情了。
那不是疲惫，是某种想通了什么的释然。
上午九点，万象大厦三十八层。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周文彬从香港赶来，西装熨得笔挺，眼底却有连夜过关的疲惫。
陈江河坐在他旁边，手里摩挲著那只用了二十年的英雄钢笔，笔帽上刻著“1979-1999”——那是他跟著大舅哥创业第二十个年头。
郑国栋胖了一圈，头髮也白了一圈。他掌管家电事业部多年，今天特意穿了那件藏青色中山装——1995年家电价格战胜利时，他穿的就是这件。
张维还是老样子，白大褂都没来得及换，直接从南山研发中心赶过来。他的眼镜片比十年前厚了三圈，镜框换过五副，只有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
许家明推门进来时手里还攥著软盘，走到门口才想起来今天不是匯报工作，訕訕地把软盘塞进公文包。
何晓跟在他身后，三十岁的人了，走路还在想著怎么提升发动机的技术问题。
周华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进门时风尘僕僕，衬衫领口微皱，脸上却带著笑。
陈安邦坐在角落里，面前摊开笔记本。他是集团法务部部长，北大法律系毕业，李耀宗同年的表兄弟，也是今天在座最年轻的——三十一岁。
长条红木桌旁，十二把椅子。
十一个人。
主位空著。
九点过五分，门开了。
李平安走进来，身后跟著李耀宗。
他没有穿往常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而是穿了件银灰色的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那是林雪晴前年在北京王府井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他一直捨不得扔。
会议室里静了一瞬。
不是因为他的衣著，是他眼里的神色。
那是心愿已了的平静。
“坐吧。”李平安在主位坐下，把紫砂茶杯放在右手边——那是他从北京带来的老物件，跟了他整整三十年。
没有人说话。
他环视一圈，从周文彬到陈安邦，从1984年就跟著他的老部下，到1999年还在实验室熬夜的年轻院士。那些或年轻或苍老的面孔，都曾在这间会议室里吵过架、拍过桌子、红过眼眶。
也都曾在这间会议室里，跟他一起，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一件件变成可能。
“今天请大家来，”李平安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不是开会。”
他顿了顿。
“是告別。”
周文彬的茶杯在碟子里轻轻晃了一下。
郑国栋低下了头。陈江河攥著那支英雄钢笔，指节泛白。
李平安没有看他们。
“我六十八了。”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別人的事，“人生七十古来稀，还有两年。这两年我不想耗在会议室里，我想带雪晴出去走走。”
他看著窗外。
“年轻时总说，等忙完这一阵就去。忙完麵包车，有寻呼机；忙完寻呼机，有dvd；忙完dvd，有金融危机……一忙四十年，把老伴儿从二十出头忙到快七十。”
他转回头，笑了笑。
“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没有人接话。
不是不想接，是怕一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