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咱们算是赶上好时候，积攒了些家底。”
李平安继续说道，目光坦诚，“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放在帐上，也就是个数字。我在想，能不能拿出来一部分，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你和我，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咱们知道那会儿有多苦，也知道很多战友和他们的家人，后来过得並不容易。有些牺牲了的兄弟，家里剩下老人孩子，没了劳力，日子艰难。有些伤残退伍的，干不了重活，生活也拮据。”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
“以前是没能力，光想著自己怎么活下去，怎么让家里人吃饱穿暖。后来有能力了，又一头扎进生意里，总想著摊子铺大点，再大点。现在……孩子们都立起来了，咱们肩上的担子轻了，是不是该回头看看，做点早就该做的事？”
院子里很安静。
只有风吹过新发嫩叶的沙沙声，和远处隱约的海浪声。
林雪晴久久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看著碗里清澈的白粥，眼眶却渐渐红了。
那些她以为已经淡忘的画面，因为丈夫这番话，汹涌地扑到眼前。
野战医院里，缺医少药，年轻战士们咬著木棍忍痛的样子。
护送伤员转移时，担架上那张苍白却依然带著稚气的脸。
还有更早，在东北，那个把最后一口炒麵塞给她、自己却饿著肚子衝锋、再也没回来的小通讯员……
泪水无声地滑落，滴进粥碗里，漾开小小的涟漪。
“我……我同意。”林雪晴的声音有些哽咽，却异常坚定。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著丈夫，眼神里没有了平日的温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唤醒的、属於军医的坚毅与责任感。
“这事，该做。早该做了。”
她用手背抹了把眼泪，“你说得对，咱们是幸运的，不能忘了那些没那么幸运的兄弟姐妹。基金会……光有钱不行，得有人真心实意地去管，去了解每家每户真正的难处，把钱和帮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她往前倾了倾身子，目光灼灼。
“平安，这件事，你要是信得过我，让我来负责。我当过军医，知道军人的脾性和困难，也耐得下性子跟人打交道。我不要薪水，就当是……替我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尽一份心。”
李平安看著妻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和敬意。
他知道，这个决定，不仅点燃了自己內心的火种，也重新唤醒了雪晴身上那份沉寂已久却从未熄灭的热血与担当。
“好。”他握住妻子的手，掌心温暖而有力，“基金会的事，你来牵头。需要什么人，需要多少资金，你列个计划，集团全力支持。咱们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个心安，图个对得起身上曾经穿过的那身军装。”
“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务实，“这事要做得规范，做得长久，光有咱们的心意和钱还不够。需要和部队，特別是后勤、民政方面的系统建立联繫，拿到准確的、需要帮助的人员名单，了解政策，避免重复或衝突。而且，发放援助的方式也要讲究，既要雪中送炭，又要尊重受助者的尊严。”
林雪晴点点头，她明白丈夫的顾虑。
做好事，也不能凭一腔热血蛮干。
“这方面，我在医疗系统还有些老关係，可以试著问问。但军队那边，尤其是高层和后勤系统，我够不著。”她微微蹙眉。
“有一个人，应该能帮上忙。”李平安沉吟道。
“谁？”
“周政委。”
李平安目光深远。
周政委是他的老领导，也是他事业上许多关键时刻的指引者和支持者，虽然大多数时候隱在幕后，但能量和视野非同一般。
更重要的是，周政委同样是从战爭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对部队、对战友的感情，深沉而厚重。
这件事找他，再合適不过。
几天后，一通加密的专线电话，从深圳拨往北京。
电话那头，周政委的声音依旧沉稳，听不出情绪波动。
李平安没有绕弯子，將自己的想法、和雪晴商议的结果，以及遇到的困难，原原本本地匯报了一遍。
电话里沉默了片刻。
只能听到电流细微的滋滋声。
“平安啊，”周政委终於开口，声音有些沉，“你有这个心，很好。雪晴同志愿意出来挑这个担子，更好。这说明，你们俩，没忘了本，没丟了魂。”
他的语气里，带著一种深沉的感慨。
“这件事，意义很大。不仅仅是帮几个人，解决几家的困难。这是在弥补歷史的欠帐，是在温暖所有军人的心，是在告诉社会，为国牺牲奉献的人，国家和人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