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站在东宫后苑的暖棚里，看着郑和给冬薯加盖草帘。这暖棚是上月刚搭的，用竹木为架，覆以油布，棚内生着火盆，硬是在隆冬时节造出一方小阳春。
“李师傅，”郑和搓着冻红的手，“这冬薯，真能在腊月里结薯？”
李真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那些扦插了两个月的薯藤，藤叶还算青翠，但长势比秋薯慢了许多。
“能不能成，要看天。”他道，“咱们只管把能做的做了。”
郑和点头，又蹲下去继续盖草帘。
李真走出暖棚。
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寒噤，把大氅裹紧了些。
远处，那三十名监生正在另一片地里翻土。他们穿着粗布短褐，干得满头是汗，全然不像是读书人。宋讷来看过两次，第二次看完，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日后都能成器。”
李真收回目光。
他脑海中又浮起那封信。
“程先生的事，朕听说了。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朕做的。”
不是朱棣做的。
那是谁？
他这些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胡惟庸杀人，向来借刀。这次程先生之死，一刀封喉，干净利落，明显是专业刺客所为。可若是胡惟庸的人，何必抢在自己前面？程先生是他的人，他要灭口，什么时候不能杀，非要等程先生逃出京城再追上去杀？
除非——
有人想让程先生“死在逃亡路上”，而不是“死在胡惟庸府上”。
死人不会开口。程先生一死，梁中平咬出来的那个“姓程的幕僚”，就成了无头公案。可若程先生死在胡惟庸府上，锦衣卫就有理由查进去。
有人在帮胡惟庸，把祸水引向别处。
可这个人，又是谁？
十月二十二，夜，胡惟庸府邸。
书房里换了一个新面孔。程先生的位置，如今由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坐着。此人姓沈，名云英，举人出身，三年前投到胡惟庸门下，一直做文书整理，不显山不露水。
程先生死后，胡惟庸把他提了上来。
“相爷，”沈云英开口，声音平稳，“学生查了三日，有了一点眉目。”
胡惟庸靠在椅中，慢条斯理地饮着茶。
“讲。”
“杀程先生的人，用的是军中手法。一刀封喉，刃口从左向右，下刀极稳——至少杀过二十人以上。”
胡惟庸抬眼。
“军中？”
“是。学生托人查了近年退役的军中老手，发现一个可疑之人。”
他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双手呈上。
胡惟庸接过，看了一眼。
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张五。
“此人何许人？”
“回相爷，张五，北直隶人，洪武十年因伤退役，曾在徐达麾下做斥候。退役后在应天城南开了一家茶馆，表面上是生意人，实则暗中接一些……见不得光的活计。”
胡惟庸把纸放下。
“他背后是谁？”
沈云英沉默片刻。
“学生查不到。此人独来独往，从不与人结交。据说，他只接熟人介绍的活。能请动他的人，必是旧日军中故交。”
胡惟庸眸光微凝。
军中故交。
徐达的旧部，燕王的人，还是——锦衣卫？
“继续查。”他道，“查他最近跟谁见过面、收过谁的钱、去过什么地方。”
沈云英叩首。
“学生明白。”
胡惟庸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夜色沉沉，星月无光。
“程先生跟了本相十三年，”他喃喃道，“本相本想让他活着走的。”
他顿了顿。
“杀他的人，本相一定会找出来。”
十月二十五，东宫密室。
李真面前摊着一份锦衣卫送来的密报——关于那个叫张五的退役斥候。
毛骧查得很细：张五，四十二岁，洪武十年因箭伤退役，左臂留有旧创，平时以茶馆为业。此人极低调，茶馆开了五年，邻里只知道他姓张，行五，旁的概不知晓。
可毛骧查到他三个月前曾出城一趟，去向不明。回来后，茶馆歇业三日。
时间点，正好在程先生被杀之前。
李真看着那份密报，久久不语。
门外传来脚步声，朱标推门进来。
“有眉目了？”
李真把密报递给他。
朱标看完，眉头皱起。
“张五……军中出身……这手法，确实是军中的。”
他看向李真。